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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养老保险制度的负激励作用 作者：彭浩然 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一、引言 最近几年，退休制度改革在我国引起了广泛讨论。支持延长退休年龄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第一，随着我国医疗卫生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继续沿用旧的退休年龄标准显得不合适。第二，自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完全的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混合模式转轨以来，由于未解决好转轨成本，加上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养老基金面临很大的支付压力。延长退休年龄通常被认为是缓解养老金支付危机的有效手段之一。第三，出于对劳动力短缺和人口红利消失的担忧，延长退休年龄可以使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低工资水平以及国际竞争力。以上理由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进行考虑，并未考虑微观个体的感受。各种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大多数人反对延长退休年龄。正因为如此，我国退休制度改革陷入僵局，停滞不前，亟待突破。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2008年11月6日表示，国家在明确最低退休年龄基础上研究建立弹性退休制度，将建立养老金水平与退休年龄密切挂钩的计发办法，遏制不合理提前退休现象。财政部将理性安排财政支出，建立合理社会保障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从劳动经济学理论来看，退休制度与养老保险制度两者密不可分。养老保险制度是影响个人退休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个人退休行为也会对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状况、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所以，要研究如何改革退休制度，绝不能忽视其与养老保险制度的相互影响。其中，养老保险制度如何影响个人退休决策或行为是一个关键的基础问题。本文将主要研究我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个人退休行为的激励程度，本文只关注养老保险制度，这是因为:一方面高质量的微观个体数据在国内不易获取;另一方面，许多影响个体退休行为的因素是外在的，比如健康状况、家庭构成等，与退休制度改革关系不大。 二、文献回顾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年长工人的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的问题。与此同时，社会保障制度在这些国家也迅速发展，日趋完善。在这种背景下，国外学者对养老保险制度对个人退休行为的影响展开了深入研究。代表性文献主要有Diamond和Hausman(1984)、Gustman和Steinmeier(1985)、Hausman和Wise(1985)、Burtless(1986)、Coile和Gruber(2000)等。这些研究大部分都利用各种估计方法和微观数据，考察了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养老金财富及变化等关键变量对个人退休行为的影响。研究结论基本都发现以上变量对个人退休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此外，Stock和Wise(1990)创造性地提出利用“OptionValue”模型来研究养老金对退休行为的激励效果。“OptionValue”模型不仅考虑了不同退休年龄所带来的工资收入和养老金待遇变化，还考虑了闲暇和工作的正负效用，个人根据效用最大原则选择退休的时机。 由于许多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并没有实现精算中性，这样就可能会造成工人延迟退休将面临隐性税收(ImplicitTax)或者隐性补贴(ImplicitSubsidy)的情形出现。换句话说，如果考虑到个体具有前瞻性，那么养老保险制度内含的隐性税收或补贴将对个人的退休决策产生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养老金的隐性税收(补贴)角度去研究对个人退休决策或行为的影响。Feldstein和Samwick(1992)在当时养老金计发办法下，计算了不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收入水平的个体所面临的边际税率，并分析其对退休行为的影响。Gruber和Wise(2004)研究了养老金和提前退休计划所包含的隐性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EricFrench(2005)通过分析指出社会保障的税收结构和养老金收入是美国62～65岁劳动者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原因。以上研究主要针对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和养老保险制度背景。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研究来看，也发现养老保险制度对劳动力供给存在显著影响。IrineuEvangelistadeCarvalhoFilho(2008)运用巴西农村劳动力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领取养老金会增加劳动者退休的概率和减少劳动供给时间。Euwals等人(2010)利用荷兰的数据，发现减少提前退休的养老金待遇以及减少隐性税收都能够有效促进劳动力供给的增加。 在国内，由于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很难获得，有关养老保险制度对个人退休行为的影响的研究并不多。汪泽英和曾湘泉(2004)利用2000年42个城市企业参保职工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现行的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激励职工按法定年龄退休，而不是推迟退休年龄;在条件允许时职工更趋向于提前退休。陈凌和姚先国(2000)定性分析了人们退休决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法定退休年龄、退休保障、劳动力市场的竞争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