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名著改编的意识.docVIP

深化名著改编的意识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是经过历史淘洗的语言艺术精华，它凝聚着20世纪上半期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所铸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心理，凝聚着中国现代作家在现代化与民族化运动中所创造的艺术经验，是辉煌灿烂的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改编为电视剧，不仅有利于电视剧艺术最大可能地吸收中国现代文学丰富的思想与艺术营养，有利于这门新兴的综合性艺术健康发展，而且还可以凭借电视剧艺术的审美与传播优势，扩大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的影响力与普及面。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的电视剧改编只能是一种严肃的艺术创造，改编者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改编对象，要在艺术创造过程中进一步强化文学名著的历史意识。 一、强化名著改编的历史意识，运用电视剧艺术的表现方法最大可能地传达原著的基本精神 由文学名著改编电视剧要求改编者对改编对象进行深入细致地阅读、体味与整体把握；要求改编者沉潜于文学名著的艺术世界，形成自己对文学名著的感性印象；要求改编者依据自己的美学观、历史观和人生经验对文学名著的历史意蕴进行理性的探究与评判。这种工作虽然充满着探索未知世界的艰辛，但它却是名著改编过程中绝对不可逾越的第一步。这种工作的性质，犹如历史学家面对历史材料，如果他要达到再现并有效地诠释历史，必须首先做到对前人及其思想情感的“了解之同情”。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名著是20世纪上半期的精神产品，距离今天已有60年以上了，由于正值现代中国的社会巨变，它所表现的生活已与现今迥然不同了。真正做到对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了解之同情”是非常困难的，需要改编者具备与名著原作者大体相当的关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基本知识，并且在此基础上进入文学名著文本内部，设身处地形成对这种客观知识的主观体验。在这方面，改编自老舍《四世同堂》的新旧两版电视剧，为我们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例证。1985年的旧版《四世同堂》，由于改编者未能准确把握老舍原著重在批判中国封建宗法专制主义文化下民众的柔弱性与奴隶性的创作动机，所以相对拔高了老舍原著中人物的精神境界，着重突出了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表显意蕴，从而在无意中淡化了老舍原著中民族文化反思的深层意蕴。2007年摄制的新版《四世同堂》，仍未汲取旧版的教训，也未作出应有的改进。文学界曾提醒改编者要将老舍原著当作”民族耻辱史与文化殷鉴录”来看待，要充分注意老舍原著的主旨是希冀借抗日战争祛除中华民族文化遗传病症，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但令人遗憾的是，新版电视剧的主创人员却放弃了老舍原著的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立场，本来旧版的失误，完全有条件在新版中得到改正，但新版却比旧版更加远离原著的基本精神。这说明真正吃透文学名著的深层意蕴，是相当困难的。 二、最大可能地忠实于原著人物的主体性，及由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矛盾运动生成的基本情节框架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的电视剧改编，基本上以小说与话剧为对象。电视剧和小说同属于叙事艺术，如果将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分别改编为相应篇幅的电视剧，由于生活容量的大致相等，一般不需要大规模地增添或删减人物，不需要变更原著的基本情节框架。但是，如果将短篇和中篇小说分别改编为中篇和长篇电视剧，或将中篇和长篇小说分别改编为短篇和中篇电视剧，由于篇幅与生活容量的变动，那就非得对原著的人物与情节进行增添或删减不可了。如果将话剧改编为电视剧，难度就更大了。话剧因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要求以高度的聚焦去概括生活，属于浓缩型的艺术。将话剧改编为中篇或长篇电视剧，就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对那些已经被高度浓缩的“戏剧化”了的现实，进行再生活化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需要增添人物，拓展人物活动的环境，扩充由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矛盾运动所生成的情节，丰富揭示人物性格内涵的细节，从而保证作品应具有的生活容量。不管是面对小说还是话剧，改编者在以电视剧艺术的表现方法，对原著进行增添与删减、拓展与收缩时，都要尽可能地以原著人物性格的主体性为基准，以原著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的矛盾运动所生成的基本情节框架为基准。如果偏离了这两个基准，那就会偏离原著思想与艺术的规定性。在这方面，由钱钟书的《围城》和沙汀的《淘金记》等小说，由曹禺的《日出》和老舍的《茶馆》等话剧改编的同名电视剧，都比较成功。比如，《围城》的改编者，在深入研读并准确把握原著精髓之后，严格依据小说原著，以方鸿渐留法归途、困居上海、辗转奔赴内地、混迹三闾大学、稀里糊涂地建立小家庭的经历和所见所闻，作为电视剧的基本情节框架；以方鸿渐因不断地冲出“围城”又不断地进入另一座“围城”而产生的失落、无奈、感伤与绝望，作为其性格的主体性。这就使电视剧《围城》相当饱满、有力地传达出原著对抗日战争背景下某类知识群体的空虚、懦弱与庸俗、猥琐的犀利讽刺与无情批判；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出原著对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