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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农业教学日本影响 本文作者：袁野 单位：沈阳农业大学社会科学部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1895年，当庞大的中华帝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后，形势发生逆转，千百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的日本反为中国所师。此后，日本对清末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诸多方面均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模仿日本的中国农业教育学制体系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鉴于日本以采用西政西学而强，便多次派员赴日考察教育。1898年张之洞派出以姚锡光为团长的第一个赴日教育考察团。该考察团归国后，姚锡光发表了见闻录《东瀛学校举概》。该书详细介绍了日本的各类学校，既包括日本的官立、公立、私立学校，又包括日本的普通学校（小、中、师范学校），各专门学校（高等、大学、学院、技术学校），以及其他各类学校（商业、盲哑、华族女学院）等。《东瀛学校举概》被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称为“：在中国介绍日本学校的嚆失。”[1]1901年，罗振玉等7位教育家受张之洞和刘坤一派遣赴日，罗振玉则将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刊载于中国第一份教育期刊《教育世界》上，向读者传播日本的教育制度。作为成员之一的陈毅是张之洞教育改革的重要幕僚，他回国后不久便发表至少3种日本教育方面的译著①，并且直接参与了学制的起草工作。收效最大的考察团当属1902年赴日考察的吴汝纶代表团。吴汝纶将其在日本的见闻，包括在文部省讲演摘要、学校图表、学科课程表等全部收录形成著名的《东游丛录》。而《东游丛录》此后又成为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的模版。以上这些考察均为清末教育改革准备了充分的资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全盘模仿日本学制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出台。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由政府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学制。其与日本学制极其相似，这一点已为许多学者认同。如历史学家沃尔夫冈bull;弗兰克指出：“《奏定学堂章程》容量极大，包括从京师大学堂到幼稚园各类学校的章程、考试、教师、教科书等，大都是模仿日本模式的。”[2]日本学者阿部洋也认为“：《奏定学堂章程》表述了学校系统基本的和最重要的特性，是完全仿照当时日本系统的。”[3] 同样可以在具体的农业教育学制体系中对上述论点进一步证明。将“癸卯学制”与同一时期的日本农业教育学制体系相比较，发现二者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从横向来看，两个学制都是普通和实业（其中包括农科）两个系统，除职业与实业系统的名词与内涵有细微的差别之外，其他均相同。从纵向来看，两个学制系统在学程上基本相近，除中国的学程比日本略长外，基本上差别不大。此外，二者在农业学堂的具体分级上也基本一致，只是名称略有不同而已。如，“癸卯学制”将农业学堂分为初等农业学堂、中等农业学堂、高等农业学堂和农科大学四级；而1900年日本农业学制同样也将农业学校分为乙种农业学校、农业实业学校、甲种农业学校、农业专业学校四级。还有最明显的相似之处，就是两个学制系统均设有“大学预科”。这是英、美等国家学制中所不具备的，也可以说这是“拷贝”日本农业教育的最有力见证。除宏观上二者有相似之处外，在办学的具体细节上（课程设置、规章制度、办学宗旨等）同样有一致之处。如，由清廷学部举办的唯一一所农科大学mdash;mdash;mdash;京师大学堂农科，自1910年开始招生，先设农学一门，以日文教授，聘请藤田、桔义、小野等人为教员。该校从学制、科门、课程、教材、标本、仪器等，基本都是照搬日本。由此可见，清末农业教育学制基本上承袭了日本19世纪末的农业教育学制。尽管这一学制存在诸多不符合中国农业教育实际之处，但其颁行确立了中国现代农业教育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是我国现代农业教育学制的奠基石。 二、大量日本教习直接参与清末农业教育工作 新学制颁布后，各级新式农业学堂纷纷建立。而此类新式农业学堂面临的首要严峻问题便是师资的匮乏。1904年1月颁行的《奏定实业学堂通则》中称：包括农业在内的实业学堂，“中国现尚无此等合格教员，必须聘用外国教师讲授，方有实际”[6]。张之洞也指出解决此问题的最佳途径为mdash;mdash;mdash;“博延外洋名师”。那么，聘请何国教习任教最为妥当呢？“查各国农学，首推美国，日本近亦讲求，拟请远聘美国农师一二人，来华教习或酌聘日本人分任其事。”[7]故此，各农业学堂最初聘请的教习，以欧美为主，自1904年后，大量日本教习来华，在各级农业学堂的外籍教师中占绝对多数。这一时期清政府大量聘请日本教习主要原因有四：近代日本先于中国引进西方先进农学，在农业教育方面颇有成绩；可减少到日本留学人数，既可节省开支，又可减少新思潮在国内的传播；可使新的近代文化的输入、吸收完全置于清政府控制之下；从近邻日本聘请教师比从欧美聘请费用较低。关于最后一点原因以及其他文化因素，受聘于湖北农务学堂的格罗bull;Dbull;贝利尔在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