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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机制论文:环境整治机制创建思考 本文作者：徐文军 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思政部 农民既是农业活动的主要从事者，又是生活资料的消费者，同时还是农村社区公民，农民的环境行为包括农民的生产型环境行为、生活型环境行为和农民的公民参与环境行为。农民的公民参与环境行为是指农民在环境保护领域依据相关的法律规范或规章规定，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平等地参与到与环境利益相关的一切活动中。农民参与环境保护与治理，包括预案参与、过程参与、末端参与以及行为参与等。农民是基于环境正义和环境效益的价值追求参与环境治理的[2]。制约因素产权不清晰明晰的自然资源产权关系，可以减少成本的外部化。然而我国农村土地资源、林业资源产权残缺不全和不稳定，使得这些环境资源利用者mdash;mdash;mdash;农民的外部行为严重，而生态环境的公共性使农村环境保护存在严重的“搭便车”现象。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和所用权分离，集体拥有所有权、使用权归农民所有。 虽然规定土地承包权为30年，但一些地方并未严格落实。由于土地流转制度缺乏，使得农民不会真正关心土地资源。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缺陷导致农民对土地进行粗放经营，短期化倾向严重，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生产要素以追求最大产量，造成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3]。激励不足农民环境行为的发生是由内在需求和外部因素决定，若付出超过收益，则农民环境行为很难发生。农民的生产生活性环境行为可能要求其采用低残留农药、可降解地膜、节水灌溉技术、绿色肥料等，这样就要求农民不得不付出更多的金钱和劳力。而农民的公民参与环境行为也要求农民有时间、金钱和精力的消耗，以及其他社会成本的付出。农民的环境行为需要一定的社会补偿，谁给与补偿、采用什么方式、补偿多少，都会影响农民的环境行为。实践上，政府会给与农民一定资金补偿，但补偿资金数量有限、补偿种类单一，不能有效激励农民环境行为的发生。 生态需求不旺生态需求是指现代人类经济活动中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资源的需要，即对生存环境、后代利益、地球生态利益的关注[4]。一般来说，生态需求高于生存性物质需求，生态需求是农民环境行为的内在动因。由于我国农民生活还不富裕，绝大多数处于刚解决温饱状态，再加上农民所受教育较少，农民的物质需求还占据主导地位。农民生态需求的缺乏使其还不能自觉追求行为的生态环境化。法律不完备现行法律更多关注城市环境问题，虽农村与城市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农村环境法律的边缘化，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法律规定自然缺失。而且，对于农民成功参与环境治理的环境知情权，法律也未给与明确规定。我国《宪法》和《环境保护法》中都没有直接规定公民包括农民享有获取环境信息的权利，缺乏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信息提供和环境信息批露义务的规定，以及环境信息公开的形式不够全面等，都影响了农民环境信息的知情权的实现，最终阻碍了农民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有效参与[5]。组织不健全由于受到自身特点的限制，农民环境行为的发生要通过农村社区“自组织”才会实现。农村社区环境保护“自组织”是指在政府环境管理政策与法规的框架内，村民为所在社区的共同环境利益而自主组建的具有自我管理功能的机构。“自组织”可以为农民环境行为提供合作框架和集体支持。 农村的“自组织”机构有村委会、农民合作社和义务环保小组3种。然而，这3种组织各有缺陷，大大限制了其环保功能的发挥：①村委会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村民自治易与其发生冲突，且村委会利益与村民利益未必能保持一致；②农民合作组织有自身的优势，但还处在发展的早期，其内外关系的治理还需时日；③义务环保小组是农村社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其天生发育不全，资源不足，业余性强，一时还难以有所作为。信息不完全无论是农民的生产生活型环境行为，还是公民参与环境行为，都需要充分的环境信息。然而，农民获取环保信息受到2个因素的限制：①农民自身获取信息的途径窄、时效滞后、容量少，农民主要通过电视和个人相传获得有关信息；②环境治理的利益相关方公布信息的热情不高，除了农民外，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还有政府、企业、村委会，然而他们要么不公布环境信息，要么避重就轻，不公布农民关心的环境信息。环保信息的不对称，使农民不能准确理解政策的价值，也缺乏对政策的认同感，既不能指导农民自身的环境行为，也使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热情和效率大为降低。能力不足由于青壮年农民1年中大多时间在外打工，目前留守在家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造成农村劳动力短缺，且由于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大量高素质农民到城市里谋生，农村高素质人才的流失加剧了城乡的知识水平差距，使得现有的农民不论从知识还是技术上都难以胜任环境保护行为和环境参与治理行为。 个体生态素养的高低会影响其环境行为的开展水平。农民生态素养包括农民从事生态农业生产的生态素养和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