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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美学角度下散文解读 西部的新疆农牧地区远离了现代的浮躁和商业的诱惑，在某种程度上依然保持着一份天然的纯真，这种纯真与固执使得新疆散文在总体上偏离经济中心和城市话语，从而像是一股清新的、带着泥土芬芳的空气，紧紧抓住了濒于失语和缺乏活力的城市评论家，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对边缘化的西部文学创作重新进行关注和审视。 正如李锐先生评论刘亮程的散文时所说“：在这片垃圾遍地，精神腐败，互相复制的沙漠上，读到刘亮程的这组散文，真有来到绿洲的喜悦和安慰。”[1]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疆作家的散文是原生态创作的结晶。惟其不媚俗、不假雕饰、不随波逐流的原生态的特性才能成就一种高度，才能卓然不群。而详究其创作根源，地域或地理文化特征则是首要的因素。由于新疆广大的地区是沙漠戈壁、雪山荒岭，气候干燥，冬季漫长寒冷，水源极其稀缺，所以生态环境相当脆弱。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决定了人与自然生态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讲，评论家们就可以理解周涛和刘亮程的散文中为何对狗、马、驴、猫、麻雀、各种各样的树，甚至老鼠、蛇、蚂蚁、虫子等情深意挚。 除了周涛和刘亮程之外，在当代新疆散文作家当中，如王族、哈萨克族女作家叶尓克西等人，都几乎毫无例外地表达着对自然界生命的亲近感和平等感。如果从创作心理动机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是就是潜意识的产物，是一种油然而生的情愫，不需要任何的假饰。因而，在他们描写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散文中蕴含着浓浓的生态美学意蕴。 在周涛的散文中，观照者和创作主体有时候是分离的。周涛经常会跳出圈外，从局外去审视他所观照的生命“，周涛的散文为马、狗、虫子等代言，写出这些动物想说的话，与人进行直接的对话和交流，体现出平等的生命意识”[2]。而刘亮程往往把观照者、观照物与创作主体融为一体，他一头钻到他所观照的生命中去，或者说，他所观照的生命进入他的身体和思想。在他的梦呓式的叙事中，有时候，他就是一棵树，而有时候，他就是一头驴，或者，是一条狗、一只蚂蚁、一只鸟，使人有种庄生梦蝶之感，但这种农民式的体验往往更具有现实的淳朴味道。 刘勰在《文心雕龙bull;练字》中说“：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3]作家的情感必然会影响到对字词的选择，喜时多用明朗欢快之词，悲处则易为哀伤凄怆之语，爱田园者多写桑麻鸡狗，乐山水者常道峰峦江河。这一点已经被西方心理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研究的理论所证实。从语言的反身性（reflexivity）出发，英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bull;波特（JonathanPotter）说“：相比于传统的心理语言学家，将语言视为行为让我们向更具社会性的视角迈进”，并认为“，当语言被概念化为怀着不同目标的个体之间进行的由话语所施行的一种行为时，我们不得不将社会语境考虑入内”[4]。作家也是社会的人，他们的作品必然也是在一定社会语境下创作出来的。基于这种理论，为了判断刘亮程散文的生态创作倾向，就很有必要对其作品中的语言进行分析。通过对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进行词频统计，发现在这部十余万字的散文集中，有关动物和植物的语词出现频次相当高，其中动物词“马”221次x“，牛”197次“，狗”154次“，驴”145次，“鸟”96次“，虫”72次“，羊”69次“，蚂蚁”57次，“猫”35次“，兔”26次“，猪”25次“，鸡”24次“，乌鸦”19次“，鼠”16次“，蜣螂”10次“，鱼”5次“，雀”3次，骆驼”3次“，蚊子”3次“，狼”3次“，苍蝇”2次“，骡子”1次“，牲畜”13次“，牲口”42次“，畜牲”2次；植物词“草”197次“，树”130次“，花”52次“，木”102次，“根”152次，麦123次，菜24次，与树有关的“杨（白杨或胡杨）”出现了7次“，榆”52次“，柳”8次。虽然这些词频并不能作为一种必然性的证明，但是，其中的生态倾向性却是非常明显的，对词频的统计大体可以看出刘亮程对动植物的关注程度以及喜好状况。 一、拟人化生态美学视域下的村庄 拟人化的叙事手法赋予了动植物以人的思想意识，使得人能够透过动植物表面的行为达到它们的内心，从而可以与它们进行深层的交流与沟通，使彼此能够更加了解。刘亮程长期散缓的农村生活经历为他形成了绝佳的素材库，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身边这些熟悉的生物个体，使他思索这些生命活动的意义和价值，猜测“牲口肯定有许多话要对人说”[5]48，从而使他一下子发现了这个“人畜共居的村庄”[5]47的生态审美价值。而正是对这个“共同的家”[5]126的深度挖掘，才成就了刘亮程的散文，从而使他的散文在面对人类生存危机时放射出绿色的希望之光，也使人们找回了失落许久的田园梦境。 在这个作为审美整体的村庄里，对个体生命哪怕是一只小虫子的尊重与关怀是刘亮程的核心思想。这种类似佛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