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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文化产业的辩证反思 作者：李嘉曾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更加重视和大力加强文化建设。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文明成果，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而在文化建设中，电影文化产业不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是继承弘扬民族文化和吸收借鉴外国文明的有效途径。诚如2010年1月21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所指出：“近年来，电影业深化改革、锐意创新，产品日益丰富，市场日益活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了取得共识，探索电影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促进电影产业健康发展，正确理解并处理好以下三组辩证关系至为重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电影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从当初的娱乐行为逐渐发展成文化事业，进而演变为特殊产业，首先印证了生产力的提升与时代的进步，同时也体现了电影本身强大的生命力。近年来，电影产业的产值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的比重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2009年电影票房首次突破100亿美元，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的96.8亿美元（2007年）。日本当年电影票房总收入达到2060亿日元，相当于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7%。我国2009年全国电影票房超过62亿元，同比涨幅高达42.96%。上述数据雄辩地证明了电影产业的经济功能。较高的经济效益无疑是电影产业追求的目标。 然而，却不应当成为惟一目标。作为电影产业产品的影片，既是物质产品又是精神产品，具有经济与文化双重属性。一方面，影片摄制过程消耗大量物质资源；而作为商品，影片经过流通能带来一定的票房价值，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影片通过其特定的内容，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诠释不同的问题，宣扬一定的价值观和思想理念，能够有效地影响观众，因而具有社会效益。《指导意见》对此有比较详尽的阐释：“准确把握电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商品双重属性，发挥电影的审美娱乐和教育双重功能，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艺术创作生产双重规律，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前，老一辈电影艺术家们曾经创作出一大批反映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现实的优秀影片，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颂扬爱国主义历史的《林则徐》、《甲午风云》，宣传革命传统的《红旗谱》、《青春之歌》、《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李双双》、《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都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粉碎“四人帮”后，反映历史发展进程、歌颂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影片在我国电影产品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开国大典》、《大决战》、《开天辟地》、《焦裕禄》等影片都曾产生轰动性效应。进入21世纪，主旋律影片的精神力量仍不减当年。2009年问世的《铁人》被誉为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主旋律影片，它的成功摄制，预示着新时代主旋律影片的功能提升与中国电影业继续健康发展的光辉前景。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电影业而言，更应当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作为目标。我们固然需要通过促进电影产业的迅速壮大获得更多的票房价值，促进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但也不能忽视电影的宣传、引导、缓解和宣泄等精神功能，更应当发挥优秀影片在继承传统、激励民心、鼓舞斗志、协调关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2008年陈凯歌导演的《梅兰芳》，被称为大雅的“回归”之作，其票房价值也达到了1.33亿，仅次于《非诚勿扰》；著名导演李前宽、肖桂云夫妇拍摄主旋律片《开国大典》，投资仅500万元，却创造了1.7亿元的票房，产出是投入的34倍，与此同时，还在全国上下推动了一场生动形象的革命传统教育，就连在香港，也创造了连续放映143天的历史纪录；由韩三平、黄建新联合执导的国庆60周年献礼巨片《建国大业》，以人民政协和新中国诞生为题材，云集了172位当红影星义务献演，宣扬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堪称我国几代电影工作者为祖国母亲60周年大庆敬献的一份厚礼，上映30天便创造了票房收入突破4亿元的奇迹。这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典范，为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树立了榜样。 先进技术与先进文化结合一百多年来，电影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前进脚步逐渐成长起来。19世纪末，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活动电影机标志着无声黑白影片的诞生；20世纪20年代无线电话与收音机技术促使有声电影问世；1932年美国研制的彩色胶卷直接催生了彩色影片。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1985年以后，智能计算机、激光扫描仪、全自动摄影机和计算机合成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使以科幻影片为代表的特技影片应运而生，《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幽灵威胁》等牢牢抓住观众视线的经典影片，体现了高成本加高科技制作影片的现代潮流。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