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杜琪峰警匪片的特点.docVIP

略谈杜琪峰警匪片的特点 一、反英雄、反对立的人物形象 前苏联艺术理论家普洛普曾指出，故事人物及其行动千变万化，属于“可变的因素”，根本没有所谓固定的模式可言，因此故事的基本单位不应该是人物，而是人物所在故事中的行动功能。他分析了俄国一百多个童话故事并总结出7种角色和31种行动功能，而这些才是真正组成故事情节的“不变的因素”。这7种角色行动范畴为:坏人、施惠者、帮手、公主或要找的人和物、派遣者或受害者、英雄、假英雄。在香港传统的警匪片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人物的性格都是单一的，具有某种特定的叙事功能，比如在传统警匪片中警察的形象就是充当普洛普7种角色理论中的“英雄”角色。他们往往决策果断、正气凛然、深入敌群也能战无不胜。比如在《最佳拍档》系列中，曹达华饰演的“华探长”有勇有谋、有情有义;在《警察故事》中成龙饰演的警察陈家驹办案拼命，无畏强暴。而杜琪峰对警匪片的人物塑造时常打破常规，对英雄人物重新解构，其电影中的警察形象不仅没有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有的也算不上能秉公执法，甚至更会贪污受贿，行事作风宛如黑社会。这些角色虽为警察，但也有可能是兼有警察和黑道的双重身份者，虽属于警察的行列，却是警察群体中的边缘人物，或者称为另类人物，他们行为乖张，游走在正义的边缘，打破了以往银幕中英雄形象的光环。比如电影《PTU机动部队》的警官阿展不仅隐瞒肥沙丢枪事件，还殴打线人并销毁证据，虽然顾及兄弟情义，却违反了职业道德。而另一个警察形象mdash;mdash;mdash;肥沙，虽是反黑警察，行事却更像流氓，特强凌弱，为了寻枪与黑帮头目谋划交易。还有像电影《再见阿郎》中的警察沙展肥九常常利用警察的身份为难阿郎;电影《暗花》中梁朝伟饰演的阿琛虽为警察却听命于黑帮帮会;电影《神探》中刘青云饰演的神探陈桂彬虽天赋异禀，破案无数，却被同行看做是神经病，疯疯癫癫;电影《暗战》中许绍雄饰演的“庸警”黄启发，虽没多大才能却总爱以督察的身份对案件指手画脚，显得可笑至极。由于杜琪峰电影中另类警察形象的存在，也使得“匪”的形象与以往警匪片中作恶多端的反面人物不同。在杜琪峰的警匪片中“警”与“匪”形象往往善恶难明，不能二元对立。比如在电影《暗战》中，刘德华虽然是劫匪，但他并未做出伤天害理之事，反而替警察惩处了居心险恶的罪犯，相比影片一开始出现串通劫匪的警察，他的行为显得更具正义性。 在以往香港电影中，情意就是衡量人性善恶的标准，无论是黑道还是警察，只有重情重义的人才是君子，凡是背叛情义的便是无耻之徒。但在杜琪峰的电影中情义却被弱化，着重刻画的是人物心理，因此人物的职业或身份本身应具有的清晰特征在杜琪峰的电影中变得模糊，观众不能仅根据人物社会身份明显地分辨出“英雄”、“好人”、“坏人”等角色。如此反英雄、反对立的人物刻画必然要求展现人物的不同侧面，比如电影《大事件》中就加入了任贤齐饰演的劫匪和尤勇饰演的杀手系上围裙在厨房给众人做饭的场景，炒锅、菜刀和围裙，如此生活化的道具给冷冰冰的匪徒身上也增添了几分人情味。同样，影片中还表现了一个在匪徒面前举手求生的警察形象，这无疑打破了警察在市民心中惯有的高大形象，但这也恰恰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化，使得影片中的众多警察形象更加丰富和生动。在这样的反类型人物形象设置中，人物的形象变得更加具体和人性化，观众可以看到更加真实和复杂的人性，而这正是杜琪峰所要实现的意图。 二、主题先行与命运无常 相较于吴宇森电影中首要考虑并展现出的酣畅淋漓的暴力美学风格，杜琪峰的电影首先考虑的却是电影的主题，然后再决定合适的电影类型和风格。无论是黑帮片、警匪片抑或是爱情片，在不同类型的外在表达形式下，几乎都蕴藏着杜琪峰电影中一个统一的主题，那就是宿命论。所谓宿命，就是一切早已注定，包括生死祸福、富贵贫贱等人生中一切事情都是不可改变的。从最早起源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到古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地，宿命论逐渐成为一种被中外广泛认知的世界观。这种玄妙的思想常常体现在杜琪峰的电影主题中，使得影片时刻弥漫着死亡的恐惧和事事皆被操控的荒诞感。在悲观的宿命论中，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早已注定的。面对死亡，杜琪峰电影中的人物自然而坦然，不同于吴宇森电影中英雄倒下时所营造出的悲壮感，其着重表现人物身处困境时的内心挣扎和抗争，为宿命论笼罩下的影片带来一种灰冷的压抑和无奈。比如在电影《PTU机动部队》中，肥沙一直担惊受怕地以为配枪在黑道大哥手中，最后竟然在原地发现，并且救他一命;两个黑帮大哥要解决个人恩怨，却因意外出现的PTU机动部队，产生误会而相互开枪;原本只想抓盗车贼的另一对PTU队员，却又正好碰上这场枪战，无意间立下功劳。又如电影《暗战》中刘德华饰演的角色足智多谋，一次次在警察的包围下逃脱，但在影片一开始就交代他身患绝症，不论他和警察之间游戏的输赢，他的死亡早被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