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二00五：中国经济学究竟应向何处去论文.docVIP

　　非典型二00五：中国经济学究竟应向何处去论文 ..毕业 引言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大陆理论界对待马克思理论的态度，非常惊人的相似于“五·四”运动之前国人对待孔子理论的态度——一儒独尊，一切以孔圣为准则，迷信、神化、反科学。 中国经济学的问题就在于这种反科学的“孔圣范式”，而非樊纲先生所说的“苏联范式”，也就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迷信、神化，一切以马克思为标准..毕业，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标准，并且把一切正确或被认为正确的经济学理论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一切不正确或被认为不正确的经济学理论都说成是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种范式。近十年前，由樊纲先生《“苏联范式批判”》所引发的“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并没有找到中国经济学的正确路向。 马克思理论的“孔圣范式”不仅是中国（大陆）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发展的阻力，也是中国（大陆）其他一切领域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即一九九六年，中国（大陆）经济学届的精英们，曾经发起过一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据称，这场讨论是因为樊纲先生的《“苏联范式批判”》而引发。 当时的背景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经济学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经济实践，理论界认为传统经济学理论（樊纲先生所称的“苏联范式”）严重束缚着我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这套传统经济学理论既不能指导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也不能解释现实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同时，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间，理论界出现了大批与传统经济学理论观点不一致，五花八门，跃跃欲试，似乎想突破传统理论束缚的文章。 据资料显示，这场讨论的结果（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学的未来走向，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为指导，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科学有用的东西，结合中国经济实践的现实，发展我国经济学。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最终还是占绝对统治地位。这场讨论并没有为中国经济学找到正确的方向。 回顾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近二十多年，即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到，我们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上面提到的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的“准诸子百家”时期。这个时期，思想很活跃，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有重新诠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有照搬西方各流派经济学的，有诠释西方经济学的，也有自己“创新”自造的，甚至有非经济学的“经济学”观点的（比如用哲学意义、管理学意义的价值概念解释经济学意义的价值等），五花八门，泥沙俱下。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九0年至二00一年之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大规模引进时期。其标志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引进施行。这时期传统经济学理论，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被置之一旁。就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农村，大兴土木，到处修建新楼房，而其旁边的旧宗祠依然故我一样。第三个时期即是二00一年到现在所开展的“劳动与劳动价值深化研究”时期。这时期是在市场经济理论大放异彩的时候，想起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就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农村建起了大批新楼房之后，想起要用现代新的建筑材料翻新一下旁边破旧的宗祠一样（这只是翻新，重新装饰而不是推倒重建）。“劳动与劳动价值深化研究”的结果是重新确认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体系的地位。认为市场经济理论，即效用价值论体系理论，虽然在经济实践中大放异彩，但这并不影响，更没有动摇劳动价值论体系的统治地位，因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是相通的”，“劳动价值论隐含有效用价值论的意思”。昔日水火不相容，互为死敌的一对，今日认祖归宗，同为一家！这样便形成了经济学一山藏二虎的局面。似乎一个“价值”有两个答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事实上，这次的深化研究，对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得出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而只是多了一些错误的演绎罢了。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不管哪一个时期，即使声称“苏联范式”被批判及抛弃，我国经济学主流都始终没有减弱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的迷信和神化，我们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也没有摆脱樊纲先生所说的“苏联范式”的束缚。 二 我们很难想象，自然科学领域会有一种理论或理论体系，能有如马克思理论这么大的能耐，这样的神通广大，无论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或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论是“地心说”，或是“日心说”。在我国（大陆）理论界，马克思理论，始终被看作是绝对的真理，是真理的标准，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它包罗万象，无处不到、无所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单是经济学，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都是马克思的天下。在大学教科书里面，就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文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等等，不一而足。似乎没有马克思就没有真理，马克思是真理的代名词。马克思似乎是神而不是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我们中国大陆比“孔圣”还“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