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时代观”与知识经济——对“知识经济”的一种时代观梳理论文.docVIP

　　马克思的“时代观”与知识经济——对“知识经济”的一种时代观梳理论文 .freelore（1962）的话来说，是‘文明造就了野蛮’。”（转引自萧新煌编：《低度发展与发展》，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5版，第46页）同时，把这一发展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还易于在方法论上导致把西方国家所走的社会发展道路（或西方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模式）“泛化”。众所周知，对西方国家来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就是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而迄今为止，能够被人们通常称之为世界上的现代化强国的国家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见，看不到上述逻辑“描述”的局限性，并将其“应用范围”扩大化，即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技术经济层面上的把握视为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就必然会在方法论上导致种种错误的出现。 同把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一般过程的图式的“应用范围”扩大化一样，近些年来学术界所出现的把“知识经济时代”、“网络时代”、“数字化时代”、“虚拟时代”、“新经济时代”等提法泛化的倾向，在方法论上也是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技术经济层面上的把握视为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目前学术界为这种倾向的合理性作论证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人类科学现在已从传统的小科学进入大科学阶段”，“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日益成为历史的潮流”。所谓“大科学”即是指当代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科学与技术之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越来越广泛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的态势。应当承认，这种态势的确存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也的确是事实，但问题在于是否能由此得出可以直接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的层面上确定时代的性质或社会历史整体发展阶段性的结论。我以为恐怕还不能。首先，科学技术对社会整体发展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一系列重要的社会中介环节实现的，而不是直接的或“立竿见影”的，无论科学技术和所谓“大科学”发展的程度有多高，这一点都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由社会“组织一结构”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所谓“一系列社会中介环节”指的是“技术一工艺生产方式”、生产劳动的组织一管理形式、社会分工、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历史文化传统、－般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等。如果这些社会环节不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么社会历史或时代的整体的质的变化就是不可能的。再则，科学技术对社会其他各个层面的影响又是复杂的。有的社会层面接受科学技术的影响比较快，如“技术一工艺生产方式”、生产劳动的组织一管理形式、部分的社会分工形式、一般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等，而有的社会层面接受科学技术的影响则比较慢，如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特别是上层建筑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同时，即便是接受科学技术影响比较快的社会层面，其深层也不会立刻发生根本性变化。这就构成了科学技术作用的不均衡性。其三，上述一系列社会中介环节的重大变化不仅仅取决科学技术本身的作用，而且取决于这些社会中介环节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自身的发展状况。进而 言之，上述每一个社会中介环节都有其自身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科学技术对这些社会中介环节作用的程度取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它们自身发展的程度。最后，科学技术作用的本身又受其他社会层面的制约。例如，在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科学技术的作用被赋予了“正负”双重性。或许正因为如此，学术界不少人把科学技术称之为“双刃剑”，虽然这种称谓并不很准确。 可见，从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角度确定时代的性质，抑或说，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技术经济或科学技术层面上的把握视为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总体上的把握，这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不科学的。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也在一再向人们印证这一点。 网络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创造一个“网络世界”，使“地球村”真正成为现实，但它在给人们的经济生产、社会交往关系等带来巨大的正面影响的同时，也使人类同临着前所未有的种种困扰：经济生产中泛起“新型泡沫”；泛滥着的无政府主义猛烈地冲击着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国家安全（包括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经济安全）受到严峻挑战；国际关系中西方国家特别是那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通过网络世界大肆推行精神霸权主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高科技犯罪不断“花样翻新”；网络关系中道德相对主义愈来愈盛行，道德人格严重扭曲，从而道德失范现象愈演愈烈；私人生活领域和个人的权力被严重侵犯；人与人之间产生新的隔阂①，等等。学术界有人乐观地断言，“网络曾以前所未有的优势造福于人类，消除人的异化现象”。在这里笔者试图“修正”和“补全”这句话，即：网络在以前所未有的优势造福于人类，消除一些旧的人的异化现象的同时，也对人类构成了新的威胁，造就了新的人的异化现象。 虚拟技术的发展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