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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及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探究摘要：近年来，由于理论创新不足，中国理论经济学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发展方向不明。笔者认为，中国理论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及时将理论研究重心从引进和吸收为主转向创新为主，奏响理论创新的主旋律，才是中国理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出路。 关键词：中国理论经济学；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理论创新 在几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努力下，中国经济学界越来越重视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也在探寻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之路。有的试图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化，有的试图使西方经济学中国化，还有的试图使中国经济问题理论化。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而相应的经济理论研究至今还没有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承认?中国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几十年，大量引进西方经济学也有二十多年，中国经济学界已不缺乏理论积累，也不缺少人才；中国改革开放的独特性，更是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素材。那么，我国经济学界缺少什么?笔者试图沿着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探究妨碍中国理论经济学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原因，认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是转型的时候了，不仅要提倡理论创新，而且要将经济理论研究重心从引进和吸收为主向创新为主转移。 一、建国以来中国理论经济学的回顾 建国以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呈现“引进――突破――再引进――再突破”。 回顾起来，中国理论经济学经历了两大时期，包括三个主要阶段。两大时期的划分，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占统治地位，西方经济学被当成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庸俗经济学而受到排斥。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在艰难曲折中前进，政治对理论经济学的发展起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可称这一时期的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为政治导向型。1949年～1965年这一阶段中，我国经济学界基本上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以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原苏联科学院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理论根据，并依此构造起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我国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包括对《资本论》创作史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和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而且重点是联系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践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讨。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讨，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影响比较大，基本上接受了斯大林的经济思想，但是也提出了不少新的观点，如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讨论中，孙治方提出了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的商品经济思想，认为价值规律是在任何社会化大生产中都不能取消的规律，强调“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卓炯提出了商品经济理论，卓炯率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商品经济”这一命题(马艳、郝国喜、漆光瑛，2006)，认为产品的商品性质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共产主义如果不消灭社会分工，共产主义仍然是商品经济；所有制决定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和特点，社会主义这些研究为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起了开拓性的贡献。遗憾的是，多次政治运动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讨论一次又一次地被中断。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被迫停止长达10年之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遭到歪曲和颠倒。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学获得了新生，呈现繁荣的局面，至今，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二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92年之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依然是人们瞩目的焦点，但西方经济学的地位逐步上升。 当时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初步变革，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我国学术界对《资本论》和马克思经济思想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涌现了一大批有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研究的理论深度、广度和系统性都是空前的，出版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著作和文章；对原苏联和东欧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达到了高潮丰富了对国外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方面开始不断地取得理论突破。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是，于祖尧在1979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和理论，被认为是我国国内最早正式提出这一概念和理论的人。另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是，1983年苏星在《红旗》杂志第14期上发表的《试论工业公司》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成为我国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的最早倡导者(程恩富，2005)。 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以计划与市场关系为主线的理论讨论更加深人，理论探讨经历了从确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于是，社会主义经济依然是市场经济的结论日益清晰起来，最终为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党中央所肯定，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 我国经济学界就在对传统政治经济学进行初步变革以图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