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博学鸿词科对毛奇龄的诗学影响.docVIP

论康熙博学鸿词科对毛奇龄的诗学影响 （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100029） 摘要：康熙博学鸿词科不仅改变了毛奇龄身份与精神归属，同时促使毛氏诗学思想发生巨变。他开始回归儒家诗教论正统，提出诗歌为政治喉舌口号；积极倡导唐诗风，反对宋诗；而他在音韵方面的研究，也蕴含有服务文治、鼓吹休明的因子。 关键词： 博学鸿词科；诗教论；唐宋诗风；音韵研究 张立敏 康熙十七年（1678）诏举博学鸿词科对于毛奇龄来说意义非凡，它不仅改变了毛氏身份与精神归属，同时促使他的诗学思想发生巨变。他重返儒家诗教论正统，提出诗歌为政治的喉舌口号，呼吁诗歌为政治服务；积极倡导唐诗风尚，反对宋诗；而他在音韵方面的研究，也蕴含有服务文治、鼓吹休明的因子。 对毛奇龄的诗学活动，尤其是他在冯溥影响下反对宋诗风，学界已有关注，但由于视角不同，博学鸿词科对其诗学影响研究仍显薄弱。笔者在考索其诗学经历基础上，揭示康熙博学鸿词科的诗歌史意义。 康熙十七年前的诗歌创作与观念 诗学经历 诗歌史上，毛奇龄（1623~1716）是位值得关注的重要人物。因为他创作丰富，声名极高，还因为高寿的毛奇龄是位难得的近百年历史的见证人，对明清诗坛演变有清晰的体认，诗学评论中有着强烈的历史意识与自我反思，诗学主张更具时代性，诗学经历也就成为明末清初诗坛变化的一个缩影。 康熙十七年以前，毛奇龄的诗风经历了一个复杂变化。他在《张澹民诗序》中称：“予少好宋元人诗，既而随俗观钟伯敬选诗，又既而悉弃去，效嘉隆间王、李、吴、谢、边、徐诸诗。”揭示了自己喜爱宋元诗风，继而深受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影响，走上幽寂憔杀一途，接着效仿明诗，最后崇尚唐诗风。然而这只是诗学风尚变化过程的一部分。完整的过程是先从唐诗风转入宋调，后由宋调向唐诗风回归。据《沈方舟诗集序》载： 往者予来杭州，每与陆君景宣、丁君药园主客论诗，其时持论太峻，尚墨守嘉隆间人不读唐以后之书说。而既而于役海内，时局大变，阴袭虞山宗伯之指，反唐为宋，而阳饰之以元和长庆之体，曰：吾唐人也。 指出自己崇尚宋诗始于逃亡途中，此前崇尚唐诗。明亡后毛奇龄曾一度逃亡，假如他顺治三年（1646）改宗宋诗，他已24岁；若按他的自叙“四十之年，瓜副而尽。十年幼稚，十年困诎，十年甲兵，十年奔走”，也是30多岁才改宗宋诗，所以“少好宋元人诗”的“少”指年轻时，而不是少年时代。该序点明诗歌风尚转变的原因。明朝前后七子以盛唐为宗，影响所至形成唐诗风尚，故而毛奇龄、陆圻、丁澎宗唐持论峻切，加之他十多岁时就受宗尚唐诗的陈子龙赏识。后来逃亡生活中受钱谦益倡导宋诗影响改宗宋诗。此后，又由宋元诗风转向竟陵派诗风，最终取径前后七子返回唐诗。 毛奇龄回归唐诗当在康熙六年前。康熙四年游幕湖西，“乃赴湖西住一年” ，期间作《施愚山诗集序》（《西河合集·序》卷六），序中引陈宏绪的“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不以诗为诗”立论，所以康熙十七年到京师后，才会惊讶于宋诗风的流行：“吾乡为诗者不数家，特地僻而风略，时习沿染，皆所不及。故其为诗者皆一以三唐为断。而一入长安，反惊心于时之所为宋元诗者。” 风雅正变观 毛奇龄信奉儒家诗教论，但他的诗学理论是一种多少有些偏离诗教正统的理论，这与时代风会有关。如在风雅正变的理论反思上，他的观念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时又别具一格。 风雅正变是传统诗教论的重要组成，认为诗歌情感基调与时代息息相关，即《诗大序》所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郑玄在《诗谱》中将前者视为正风、正雅，乱世悲歌称为变风、变雅，前者为诗歌鹄的，这就是诗教论正统，所谓“诗之为教，温柔敦厚，上以扬厉乎朝庙言享之隆，下以抒写乎山川行役风俗赠答之事。盖古今作者之所同而其升降则不能不与时而异。……至于变风变雅，怨而不乱，君子亦有取焉。然此特不得志于时者之所为耳，岂以是为作诗之则也哉？”明末清初遗民诗人群体中，哀怨的“变”诗得到了肯定，其中最激烈的莫过于黄宗羲。在《陈伟庵年伯诗序》他说： 而季札听诗，论其得失，未尝及变；孔子教小子以可群可怨，亦未尝及变。然则正变云者，亦言其时耳，初不关于作诗者之有优劣也。美而非谄，刺而非讦，怨而非愤，哀而非私，何不正之有？夫以时而论，天下之治日少而乱日多，事父事君，治日易而乱日难。韩子曰：“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向令《风》、《雅》而不变，则诗之为道狭隘而不及情，何以感天地而动鬼神乎？是故汉之后，魏晋为盛，唐自天宝而后，李杜始出，宋之亡也，其诗又盛。 他釜底抽薪，质疑风雅正变论存在的先验性，认为是个后起的理论，继而否认传统正变理论的价值判断，提出“正”未必优于“变”，恰恰相反，衰世出佳构，从而彻底解构风雅正变理论。这种解构与时势、创作实践相关，——身处乱世的诗人如何能唱起欢快的赞歌？同样具有故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