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体系建设分析.docVIP

我国对外贸易政策体系建设分析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是经历一段时间的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因素会对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甚至使最初的政策意向产生根本性的变化。政府是管理贸易政策的最终决定者，笔者将主要分析我国对外管理贸易中存在的政府失灵现象，并分析政府失灵的表现、原因及其解决对策。 政府失灵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所谓“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是指由于政府机制存在的本质上的缺失，而无法使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佳的情形。政府机制应呈现社会资源经由政府的配置达成最大化的效益。但是，不完全市场和不充分信息问题无论是在公共部门还是在私人部门都是相同的，也是相当普遍的，加之其他方面的原因，政府失灵成为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政府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经常存在政府失灵的情况。首先，政府失灵表现为政府并非抽象实体，而是由作为统治者的群体组成。作为一个组织，统治者们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作为“经济人”，统治者们有个人效用最大化动机。于是由他们所构成的政府就有了自己的利益，遇到公众的偏好与政府偏好不一致时，政府倾向于按自己的偏好行事。由于政府垄断了强制性权力，政府可以控制市民的偏好，把自己的偏好转化为社会的偏好，因此在制定管理贸易政策时可能会按自己的偏好而不是按公共利益进行决策。 其次，政府失灵表现为政治家和官员的理性和知识有限，他们拥有人类共有的弱点。政治家和官员的知识可能是不完备的，信息可能是不充分的，这些都会导致他们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低效率。 然后，政府失灵表现为政府行为缺乏竞争机制。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像弗里德曼所说的“用他人的钱，为别人办事”，没有产权约束，造成决策低效率。 最后，政府失灵还表现为政府决策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原因一是立法对行政的权力制约无效。立法只涉及政府的决策规则，很难确定官员在行政中的政策是否符合帕累托最优。二是衡量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困难，关于某项政策的边际社会成本在哪一点等于边际社会收益往往很难以确定。 在现行的政府体制下，受经济人本性指引的官员和政治家的官僚主义行为模式有一定必然性。一方面政府部门是公共物品的惟一提供者，公众作为服务对象，无法用“退出”方式对抗权力垄断。政府官员利用垄断地位，变相谋取个人利益。另一方面，选民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常常无效。作为监督者的普通公众关于监督对象（政府及官员）的信息不足，信息被政府部门所垄断。由于政府是唯一的，公众在监督时无明确的考核指标，也无法对公共部门进行比较。这都容易导致政府权力的无限膨胀和决策低效率。中国对于政策主体更多强调职业道德和自我约束而较少重视制度的约束，从而为这些人“寻租”提供了机会。在20多年的外贸体制改革过程中，国家对外贸的垄断有很大程度的削弱，但是，我国的制度改革方式是渐进式的，由于其过渡性和不彻底性，为寻租活动提供了方便。 中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实行国家统制的对外贸易体制，其特点是高度集中，国家集外贸经营权和管理权为一体，政企不分，国家财政统负盈亏。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逐步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与此相适应，对外贸易体制也从国家统制型转向开放型。从1979年到2001年，对外贸易体制变革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下放外贸经营权（1979年―1986年）、推行外贸承包制（1987年―1990年）、取消外贸财政补贴、进一步完善承包制（1991年―1993年）和实行汇率改革、取消承包制、加强宏观管理（1994年―2001年）阶段。改革目标是促使外贸体制从集中垄断走向放权，外贸政策从管制走向开放，从保护走向自由，外贸运行机制从计划实施走向宏观调控和依法治贸。改革目标是好的，但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也给政府官员进行“设租”和“寻租”的机会，延缓甚至阻碍了外贸体制的改革。 至今，我国依然没有形成有效率的对外贸易体制。对外贸易管理仍然带有传统行政、官僚行政、封闭行政等特点，行政手段单一，行政缺乏透明度，程序制度不完备，政府与公民的合作不够，对外贸的宏观调控管理落后。中国的贸易政策改革大多注重即时效果，对贸易政策及其相关政策关系缺乏战略性考虑。调控组织机构之间责权不清，体制混乱。行政干预过多，法制不健全，政策执行难以到位。 在对外贸易政策制定中存在的政府失灵主要原因来自制度缺陷。制度是一个社会中单个人应遵循的一整套行为规范，适当的制度安排可以使社会人的合作更趋合理，从而使整个人类社会得以向前发展。较好的制度会提高政策决策的效率，反之会降低政策决策效率。如果制度宽松，就会助长决策主体的自利行为，导致政府失灵。如果制度严格，就会有效抑制决策主体的自利行为，从而抑制政府失灵。在我国，制度建设还不完善，政府部门中人们追求个人目标时所受的制度约束比私人企业松弛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