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怎样对待“死生事大”命题.docVIP

古人如何对待“死生事大”命题 清明节，是一年一度最能贴近不断呈现“死生事大、无常迅疾”主题的特殊时节，这是它特具的精神气质。? ? ? ? 在中国古老的二十四节气中，唯有“清明”演化为一种民俗意义上的节日。从唐宋以来，人们逐渐把起火（寒食告终）、踏青（修禊消灾）、扫墓（祭祀先祖）等多种古老风俗集合于清明时节，久久扎根存活在民间生活里。将清明设置为法定假日，赓续传统，顺应民意，大家都比较满意。? ? ? ? 激活传统节日，事情还只是开头。把节日升华为有教化意义的民间活动，事非容易，不可小视。如何把活跃在民间的风尚习俗从文化意义上加以提升，成为一种培育提高人的品格和民族素质的教化活动，古来的知识分子不乏讨论。在中国，文化的本义就是要顺应人的本性（质），加以引导、校正、提炼、升华，循循教诲（文），化之为“文质彬彬”，成为精神与行为日臻向上的文明“君子”，而非屈从原始本能冲动、专事“吃喝玩乐总动员”的“小人”。古来贤哲从来看重这个过程，谓之治国根本、民治先务。为民治国，教育反人性，殊不可行，无待饶舌。若是一味媚合浅薄的民风，放任人性之不善泛滥，其祸害非同寻常，警世的议论在古书上也遍处可见。? ? ? ? 现在祭祀孔子的场面越来越豪华，殊不知先师断不会因此而感到特别高兴。先生早就警示过：“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所指者，治丧与祭奠都包含在里面。黄六鸿是史景迁在《王氏之死》里特别表彰过的清初郯城“模范”知县。他就坚持州县长官不应该只关心财政收入和地方治安。治理地方，必须以民为本，“教养”两字当头，“雍熙之治”的理想才可能实现。民无以养，不能仰事俯育，走险抗迫，势所难免；民无以教，不知孝悌礼义，犯上作乱，必无所不为。因整饬风尚，针砭时弊，就说到治丧与孝道的话题上。黄氏深有感触地说：“与其死后多金之费，何如生前一七之甘？甚有亲疾尝药之未闻，一旦归泉，空作荐亡之佛事；含殓附身之未谨，诸亲送殡，反装优会以饬观。”（《福惠全书》）现在听到的情况，也有比过去更甚者。父母一息犹存，子女已迫不可待，攘夺争吵于病榻前，不顾濒死尊长作何感慨；坟前竟为遗产重启纠纷，詈骂与拳脚相加，亲情亦随冥纸灰飞烟灭。? ? ? ? 由此我也就想到，许多人过清明节，却未必都能在文化内涵上正确理解清明节的“精气神”，使之变得对自己、对子女有更多的教育意义。? ? ? ??民俗大凡源起于普通人日常生活里产生的心理需求，例如消灾、祛邪、避祸、祈福、许愿、求助等等。仪式是有形的，也总是表面的；节日借仪式而存活，但若没有内在的精神要求灌注其中，就只能停止在原始的心理水平上，难免于实利而浅薄。有文化与没有文化，在这点上就显示出境界的高下悬殊了。例如，原来消灾祛邪、巫术意义上的“修禊”，在王羲之时代还独立存在，但已经演变成一种文人聚会娱乐的性质。即使如此，“书圣”在赞美大自然之美、挥洒豪放之余，没有放弃对内涵深层的人生意义的追问。大家读《兰亭集序》，行将结尾之前，不是煞风景似地说出了一段感慨：“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这就是对民俗的文化意义加以提升追问的一个极好事例。? ? ? ? 我以为，清明节的民俗，实际上也是一年一度最能贴近不断呈现“死生事大、无常迅疾”主题的特殊时节，是这一节日特具的精神气质。什么节日都可能被取消、被淡化，它却始终存活延续，就是因为清明节纪念的对象是“死者”，而“死”又是每个余生者人人都要平等地接受的终局，就像王羲之说的，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悲夫！”? ? ? ?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扫祭之时，进入“死者的丛林”，站在生死咫尺相隔的边界上，谁可能不想到这个严峻的生命主题：短暂的人生，如何过得更有意义，上对得起父母授以肤发，下有益于子孙未来前程？记得有人告诉我，当一个人由死而想到生，而不是苟延残喘地由生老病死走到终局了结，他的人生哲学才会变得十分深刻。我不知道这是哪位西哲说的，也不想抽象地发挥这层曾震慑过我灵魂的大道理。? ? ? ? 兹举两例，说明古人是如何将尽孝道与为人做事联系在一起，真正严肃地对待“死生事大”的命题，把对先人的纪念不止停留在仪式上，而是延伸为一种有益于活着的人实现生命价值的生活启迪。? ? ? ? 明朝万历年间担任过山东、陕西、山西地方长官的吕坤，所任之处，无不以教化为重，有《新吾先生实政录》传世，被视为官员教育的优秀范本。其先母生前痛目失明，“四望一无所见，辄以头触壁号哭，不食者三日”，百般设法，让“瞽妇弦歌以娱之”，心情渐安，进食一年，平静死去。他除了每年祭祀至诚之外，“每念先慈失明之苦，见失目者乞食，恻然悯之，给食倍于诸丐”。在山东分管济南地区时，他四处收养流亡的盲童，男的教授说书卦卜，女的置乐具，教以弦歌，使之自食其力，不至行乞于途；待其成年后，凡有合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