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及中国FDI发展阶段实证统计分析.docVIP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及中国FDI发展阶段实证统计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化、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和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的提高，我国的国际经济合作战略已经从单向的“引进来”转变到“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的双向资本流动战略。国内经济与外部经济的互动关系更加复杂，二者的均衡发展问题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将“引进来”和“走出去”作为对外开放的两个方面，放在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与之相对应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是我国国际直接投资到底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利用投资发展周期（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简称IDP）理论正确判断和评价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的现实处境，可以为政府部门完善相关的政策体系提供理论前提，同时也有利于探索我国FDI投资大国地位的形成路径。 一、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在中国的运用 1981年邓宁（Dunning）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作为FDI投资国（FDI流出减流入）地位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具有周期性规律，呈现出阶段性特征。首先，在人均GDP低于400美元时（第一阶段），该国处于只有少量资金的流入而没有资金流出的FDI净流入国阶段，其净对外投资为零或负数。其次，在人均GDP处于400～2000美元时（第二阶段），一国资金的流入加速、流出缓慢，净对外投资额为负数，处于FDI净流入国地位。再次，当人均GDP处于2000～5000美元之间（第三阶段）时，FDI流入增长率开始下降，而流出速度加快，二者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为负数，总体上仍属于FDI流入大于流出净资本输入国。最后，当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之后（第四阶段），资金的流入和流出在数量上比较均衡，甚至后者超过前者，净对外直接投资额大于零且不断扩大，使该国成为FDI净投资国。1998年邓宁又提出第五个阶段。此阶段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然大于零，但绝对值已经开始下降。与前四个阶段相比，第五个阶段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程度大大减弱，而更多地取决于发达国家之间的交叉投资。 在IDP理论提出之后，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Rajneesh Narula（1996）通过大量实证检验证明了一国的FDI流入、流出与人均GNP之间存在系统性的相关关系。Terutomo Ozawa（1996）利用日本的技术贸易逆差统计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相对照，提出了技术发展周期的理论（Technology Development Path，TDP），对IDP理论进行了探索性的修正，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Buckley amp; Castro（1998）分析了葡萄牙1943-1996年间的投资发展路径，证明葡萄牙的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额和人均GDP之间存在着理论所描述的关系，验证了理论的有效性。联合国贸发会议（2006）对13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了这些国家人均净FDI流出额（FDI流出额与流入额之差，Net Outward Investment，NOI）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最后重新界定了各阶段人均GDP的分界点：第一阶段为人均GDP低于2500美元；第二阶段为人均GDP在2500～10000美元之间；第三阶段为人均GDP在10000～25000美元之间；第四阶段为人均GDP在25000～36000美元之间；第五阶段为人均GDP在36000美元以上。国内学者高敏雪、李颖俊（2004）根据46个样本国家进行Panel Data回归，得出各阶段临界点对应的GDP取值，判断出中国当时处于IDP理论的第二阶段。然后对1984-2001年我国人均GDP和净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了二阶回归建模，并结合净对外直接投资的时间序列曲线后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着滞后发展，其结论认为中国理论上处于IDP理论的第三阶段，但实际上却处于第二阶段。 二、中国当前所处投资发展阶段的误解与厘正 近年来，中国的FDI流入（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IFDI）水平一直保持在世界前列，是无可争议的吸引FDI的东道大国。但是我国在FDI流出（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方面却呈现出比较复杂而矛盾的局面。一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点低、历史短，投资存量不高（仅相当于美国的6.5%，英国的18.8%，法国的20.8%和德国的22.3%）；另一方面，2009-2010年，中国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五大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来源国，2010年首次超过日本，达到创纪录的680亿美元。因此，在运用FDI流入与流出判断我国的投资发展阶段时，要避免由于判断标准的表面化而陷入误区。 （一）判断标准表面化的问题 对于中国所处的投资发展周期的位置，目前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