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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经济运行模型构建 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根本问题，都是要优化资源配置，以求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归宿。如何配置资源就成为经济运行的基本内涵。 中国是一个封建农业大国。主要有国家、地主和农民三个资源配置主体。封建国家通常采取法令的行政手段，以征调赋役和其他财政收入。这种国家法令就成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机制。地主通过地租和地租的再投资以配置资源，这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的广大农民，除了为封建国家和地主生产租赋之外，还要从事生产以满足自己的温饱需求。农民自给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机制。国家配置资源、地主配置资源和农民配置资源，在整个封建社会都始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市场效率原则，对它们起着有力的调节作用，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 清代前期的十八世纪，人口剧增，粮食价格成倍上扬，许多重要商品如丝、棉、棉布等的价格亦随之增涨，成为当时最大民生问题。从康熙开始，清政府即筹划对策，乾隆七年，清政府从传统的重农思想出发，宣布“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①对此，陈宏谋在《训俗遗规》中作了详悉的阐释。他说：“三农九谷之外，均有足以供日用之需，为生财之计者，如木棉、茶、葛、枣、栗、柿、梨及桃、李、林禽诸杂果，随处皆是也。田园之播种，若芋、若瓜、若姜蒜、若罗卜及各种时蔬；水泽之滋生，若菱、芡、莲藕等，皆足以佐盘飧而通财货。此外如桐、桕之为油，竹木之利用，种难尽列，其利尤普”。总之，“小之可以充口腹，供日用，大之可以通商贩，致富饶”。他们这是要求调整资源配置，发展经济作物，以扩大农业基础，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农民积累，以缓解粮价上涨的困境。由于经济作物产值高，除棉花一般只比粮食生产高一倍左右之外，其余蚕桑、烟草、甘蔗、果蔬等都有二三倍左右的收益。许多农产品还是粮食的替代品。不论清政府的政策有多大向导作用，发展经济作物生产，主要还是农民和经营地主的理性选择。 清代的地主，以中小地主为主。大地主和中等地主之中，都有部分经营地主，他们的生产能量虽大，但人数不多。众多的小地主，大都住在农村，除出租部分土地之外，也从事农副业生产，既以自给，也用以出售，与当地农民相比较，既是商品供给大户，也是商品需求大户，实际上是一个经营地主群体。他们和大经营地主和中等经营地主一起，也是发展商品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涉足各种农产品生产，其具体情况，学术界多有论述，不拟重复。只就经营地主具有独特优势的经济林木种植加以说明。如松、杉、梓、漆以及油桐、油茶的大面积育林，获利大，但生产周期长，投资多，农民难以种植，遂成为经营地主投资的重点。据当时人说：“第木价虽赢，而种植非易。其递年经费工食之用，为数甚烦。且远者四五十年，近者二三十年，方可问价于人。”②有些树木，也需“十年之计”，才有收入。“有力之家，兼并为豪，种茶千株，栽杉数万”。③“有一山鬻木至数千金者”。④他们“利贻数世，胥以此为富给之资”。因此当时人遂有种植林木，“惟富者为之”⑤的评价。 清代以来，地主特别是大中型地主经营商业和高利贷的已日益增多。他们资源配置的重点已转向地租的再投资，即土地资本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而农产品商品生产的发展，更使他们把土地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保证了他们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耕以自食，织以自衣，这种习俗经济，是农民悠久的历史传统。清代前期，农民为追求市场利益，在发展农产品商品生产中，少种或不种粮食，籴米以食，成为农民资源配置的一个重大变化。这种现象随处可见。江苏松江府、太仓州、海门厅、通州一带，“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之七八”。⑥福建龙岩州，“农民种蔗及烟草获利数倍，故多夺五谷之地以与之”。⑦山西榆次县一些农村种桃，“岁收以代稼”。⑧苏州无锡县有些农民“不植五谷，而植园蔬”。⑨河南河内、温、孟、武陟诸县，农民“舍谷稼而专植”药草。⑩山东胶州东部，农民“以落花生代稼”。(11)广东南海九江乡，“民多改业桑渔，树艺之夫，百不得一”。(12)以种植粮食为主，以种植经济作物为辅，虽然最为普遍，但自给部分口粮，购买部分口粮的农民，却呈现出大量增加的趋势。 清代前期，棉花、蚕桑、甘蔗、茶叶、烟草、大豆、花生、蔬果、林木等经济作物均有较大发展。由于粮食资源瓶颈的约束，播种面积占全部耕地的比例，还不是很大，一般认为大致占10%左右。但重点突出，经济作物仍然是清代前期发展较快、成果较大的一个重要经济增长点。它以一定的资源投入，获得了大量效用多、效益高的社会需要产品，这既是资源配置的优化，也是清代前期经济运行的一个特征。 二 在传统经济下，人民生活和生产所需物资，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粮食，二是经济作物，三是手工业品。 清代重视粮食生产，着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