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风险中想象共同体.docVIP

全球性风险中想象共同体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发展跨文化和跨文明世界的对话和合作。克服主要的政治文化分野成为当今最有挑战性的任务之一。我的基本议题是：全球风险不仅意味着可能出现的未知灾难，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将创造出超越边界的合作构架的机会。因此，世界风险社会自身的反应也开启了一个“世界性时刻”，一种“世界性趋势”。为使用社会科学术语来定义这一趋势，就需要转变通常从哲学的抽象层面形成的对世界主义概念的误解，以便落实到社会科学的现实层面上来。所以，我将带着一种社会学的使命：建立一种转向风险的世界性社会学的范式。下面我将论述形成这一转向的三个步骤： 首先，我将质疑关于社会和政治学的最强有力的信念之一：方法论的民族主义。方法论的民族主义等同于以领土为限定的民族国家所构成的现代社会。 其次，我建议对规范的哲学意义上的和作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案中的世界化进行基本的区分。 最后，面对全球风险(如经济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威胁)，或者用社会理论的概念来说，在世界风险社会的状态下，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本尼迪克特“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建立与全球风险中的想象的世界共同体的关联。 1、对方法论的民族主义的评论 方法论的民族主义假定，国家、民族和社会是现代世界“自然的”社会和政治形式。在社会行动者赞同这一信念的地方，我来谈“民族国家的展望”；在决定社会科学观察家的视角的地方，我来谈“方法论的民族主义”。在欧洲，社会学的兴起是与民族国家的崛起、民族主义和国际政治体制一起出现的。方法论的民族主义不是一个表面的问题。它既包括数据收集和数据生产的常规，也包括对现代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的生产，如社会、社会不平等、国家、民主、想象的共同体、多元文化主义等，但它也阻碍着我们对世界性因素的理解，正如在亚洲内部以及在中国、美国、欧盟、非洲等地之间日益增加的跨国合作所显示的那样。 2、规范的世界化与实证分析的世界化的根本区别 我们可以将“全球化”一词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否认；第二阶段，概念完善和实证研究，第三阶段，“世界化”。主流社会学的最初反应是否认全球化的事实或否认与全球化的关联，并声称在社会科学日程上以“全球化”为标题的研究没有产生任何历史性的新东西。 对全球化的这一辩解在第二阶段开始失去效用。现在，绝大多数领域的社会科学家开始抓住全球化现象来进行概念分析，并把它们置入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实证的意义之中。概念的完善揭示了在其形成过程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图景。其主要特征是相互联系，这意味着全球人民的依赖与相互依存关系。 第三阶段揭露了全球相互关联性未见的和不受欢迎的后果：“全球他者”的终结。在伊曼努尔注这样的事实：日益增长的世界化同时也带来了不受欢迎的和不可观测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在规范意义上是不会被视为“世界的”。世界化可以作为许多领域的研究对象：移民、社会不平等、家庭、科学、国家和国际关系。当遇到全球风险，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为的不确定性时，世界化就会更为明显。我试图从八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第一个主题：全球风险的特质创造了一种新的“世界性文明的共享命运”，或一种新的全球性文明，它在现代化的不同语境和道路中，具有相当不同的意义。 全球性危机和风险与方法论的民族主义相矛盾。它们既不局限于国家边界之内，又不能通过国家视角来分析其因果责任关系。我们能够感受到它们跨越主权国家边界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它们也会变成主体来形成治理体制和公民社会从而回应跨国空间。我是把全球性威胁和危机放在中心位置，把我关于“风险社会”的想法扩展成“世界风险社会”和“风险的世界”并区分了三种世界性危机，即生态危机、经济危机和恐怖主义的相互依存的危机。 一种世界性的展望意味着，在全球危机的世界中，在人类文明所制造的危险世界中，诸如内部和外部、国家和国际、我们和他们的老式二元论失去了其有效性，而世界主义的想象的共同体则成为基本的存在。 因此，金融危机的公众反应产生了对相互关联性的意识，也开启了中美关系中的“世界性时刻”，这需要华盛顿方面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因为美国先前享有无可匹敌的全球霸权，它不习惯于平等地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奥巴马执政期间具有或可能具有一种“世界性视野”：它承认美国的权力不再如往日般辉煌，并开始进行自身政治方向的转型，根据与其他国家的协商来回应全球性挑战。 与此同时，世界性规则为深入批评国际组织和机构提供了衡量的标准：依赖旧的八国峰会(G8)和布雷顿森林体制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不可能找到解决方案的。这一体制的设计者、支持者和受益者美国，不再拥有足够强大的权力来支撑它。在匹兹堡召开的二十国会议，就是对这一状况的默认。中国总理温家宝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在国际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