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起源研究的误区定稿(完整版)汇编.doc

文字 摘要：揭示文字与原始记事之间一脉相承关系，向来是文字起源研究的主攻方向。我们却发现：诞生过程明朗的文字显然是语言的延伸，而非原始记事的发展；自源文字诞生过程不明，但由原始记事发展而来的可能性很小，由语言延伸而来的可能性很大。证据是：一、就个体看，来自原始符号的字极少；二、就整体看，原始记事演变成文字困难重重，语言延伸为文字方便简捷；三、由语言延伸而来的痕迹清晰可见：1.在较短时期内突然出现；2.通通属于表词文字；3.各种造字法与词的特征完全吻合。因此，文字是语言的延伸而非原始记事的发展。在文字与原始记事之间寻求子虚乌有的相承关系，是文字起源研究的最大误区。 关键词：文字 起源 研究 误区 文字如何产生？答案众说纷纭，却一致认为：是原始记事的发展。基于此，研究的主攻方向便是描写从原始记事到文字的发展过程，即揭示文字与原始记事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随着考古进展和研究深入，相承关系像迷雾一样日益消散，它遮掩的鸿沟则逐渐显现。文字果真由原始记事发展而来？ 首先观察诞生过程明朗的文字。上世纪20年代诞生的竹书由傈僳族人汪忍波创造。汪忍波曾游学云南各地，懂东巴文、哥巴文和汉字。其自述说：“汉族、藏族、纳西族用文字记事，而傈僳族记事在木头上……有争论的时候，往往被会骗的人取胜，总是傈僳族遭罪……我才萌生了创造文字的念头。”[1]目的非常清楚：用文字记录傈僳语。谈到过程他说：“整天地刻刻划划，后来无意中在一块光滑的石板上划成了几个像字的符号，就这样，天天划个不停，竹片越划越多，就改用笔写，后来一共写了十二本。”经研究发现：“从竹书文字完全可以归纳分析出维西傈僳语的语音系统，没有声母、韵母、声调的点滴遗漏。这在云南几个音节文字，如彝文、哥巴文、玛丽玛萨文的音节表音中是极为罕见的。”[2]竹书与傈僳语音节系统整体同构，准确性和全面性超过汪忍波熟知的任何其它文字，只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难设想，汪忍波的目的明确后，首先就要在汉字那样表意与哥巴文那样表音之间作出选择。一旦确定表音，接着就是从茫茫口语中概括出语音系统，并将其符号化。表面看，他“天天划个不停”是创作和蓄积符号的过程，实质上却是归纳傈僳语音节系统并将其符号化的过程。至于880个符号的形体，仅有4%与汉字、哥巴文或东巴文相同。竹书显然是傈僳语的延伸，而非任何文字的发展。 竹书还吸取了几个现成符号，而谚文则与传统符号无关。朝鲜人长期用汉字记录自己的语言，形成所谓吏读字。汉字毕竟不是为朝鲜语而设计，吏读字自然会使用不便。直到15世纪，学者们在李世宗率领下奋斗20余年，创造了共有28个字母的音素文字——谚文。创造者目的明确——记录朝鲜语。创制过程中，学者先后13次前往音韵和记根据原理例如“?”表示舌头接触口腔上壁。谚文的符号与任何传统符号没有瓜葛，只能视为朝鲜语的延伸，不是任何其它事物的发展。 反之，吏读字多半取形于汉字，万叶假名全部取形于汉字，它们就是汉字的发展吗？汉字在一世纪传入日本，在使用汉语、汉字的漫长过程中，日本人逐渐萌发出记录日语的想法。受朝鲜吏读字启发，日本人大胆创新：一是不管意义如何，只利用汉字的形和音记录日语中发音相似的音节，即所谓“音读”；二是不管读音如何，只用汉字的形和义记录日语中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即所谓“训读”；“经过长达近三个世纪的创造和努力……日本人逐渐摸索出一系列可以代替日文助词或助动词的汉字。”[3]。八世纪初诞生的万叶假名，就是三大创新的成果。就个体看，音读字与汉字形体相同、读音相近，表示的内容截然不同；训读字与汉字形体、意义相近，而读音大相径庭。就群体看，音读字与日语音节系统吻合，这是汉字所没有的；就整个系统看，万叶假名是记录日语的音节文字，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意音文字。因此学者评价万叶假名说：“古代日本人通过几个世纪的实践和努力，从汉字中总结摸索出与日常口语语音相似的字音作为文字，创造了日本古代最早的文字”。 [4]全部取形于汉字的万叶假名尚且是为记录日语而创造的新型文字体系，其过程被公认为日语的书面化；部分取形于汉字的吏读字，自然“是古代朝鲜人模仿中国汉字的结构方式，自行创造的文字体系。……是旨在解决口语书面化方面的重要成果” [5] 诞生过程明朗的文字往往是语言的延伸，诞生过程不明的文字却一律被认为是原始记事的发展。原始记事有图画记事、符号记事和物件记事三种[6]，从而有三种文字起源理说。 一、图画分离说。在世界各地新石器文化遗址中，用于记事的图画时有发现。它们绘在岩石、兽皮、木板、树叶上，或单独记录完整事件，或几幅共同表现复杂故事，被称为图画记事。欧洲学者威廉·瓦尔博顿于1738年提出，图画记事是文字的前身。其观点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并演绎成由图画而文字的理论。论者以为，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画面中的符号会不断增加，其中最常用的符号可能率先成为单字；随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