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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前封禅文献研究 东汉末年产生的道教，其来源并非仅仅是老庄的道家思想，而是兼融了燕齐方士神仙家学说、阴阳五行说乃至儒家的有关思想发展起来的。老庄清静无为的避世思想，受到那些士人阶层中失意者的追捧，但总的来说，这种思想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占有一定优势，而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之说则为统治者所更乐于接受。道教中修身养性、延年益寿之术在普通人中的流传是积极健康生活态度的表现，而站在权力巅峰，享尽人间富贵的帝王则对神仙不死之术更为倾心。齐国地处海滨，方士们大力宣扬海上有蓬莱、方丈、瀛州三仙山，山中仙人有不死之药。泰山恰可遥望东海，秦始皇封禅之后即“东游海上”，“冀遇海中三山之奇药”并最终崩于东巡还朝的路上。汉武帝亦是多次在封禅之时顺道巡海求仙。便利的求仙优势应当也是泰山能够成为封禅地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况还直接影响到了东汉至南北朝时期流行一时的泰山主死之说的产生。“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①汉乐府古辞《蒿里行》就反映了这一现象。直到后来泰山主死收拢魂魄的权力被佛家的阴曹地府取代之后，冥界十殿阎君的第七殿中还保留了泰山王的一席之地。正是秦皇汉武的封禅使泰山名声大振，求仙长生的目的赋予了泰山主管人寿长短，收聚魂魄的神威。 ①[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第三九八页，相和歌辞，蒿里古辞。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1月第1版。 总之，封禅的产生是多源的，原始的宗教祭祀是它产生的基础，儒教、道教与其相互渗透影响，帝王的巡狩制度、禅让制度丰富了它的内涵，山川崇拜活动确定了其仪式的基本形制。经过漫长时间的发展与不断的演变，封禅制度最终定名并由秦始皇首次付诸实践，成为中国古代所特有的一种旷世盛典、文化奇观。 说到“禅让”自然与帝王的受命是相联系的，古者尧禅舜、舜禅禹，成为千秋佳话，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每代必禅，禅让已到了滥用的程度。在历史事实中，以禅让形式实现王朝更替最为频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战争较为频仍的时期，这些禅位的帝王都是在军权易手，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被挟持禅位的。表象上的和平形式难以掩盖军事手段在改朝换代中的实际操纵作用。在这样战乱的年代，越是集中地出现所谓的“禅让”现象应当不是偶然的，这可以说是法家后继帝王以“武力夺取帝位”而冠以“禅让”之名说的现实佐证。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么在祭坛上告天的就当是继位者而非传位者了，禅让仪式就是他的就职典礼。当年秦始皇征战半生，终于包举宇内，成为天下之主，他登基第三年便急于登临泰山而封禅，不就是告天就职么。这样必须是“受命帝王”才能举行的封禅仪式与古之禅让仪式的主体就达到了一致，禅让对封禅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也就更为合理了。 吴锐《禅让与封禅新考》①论述了古禅让仪式与封禅都是“改朝换代”的仪式，又从上古时代的宗教性质的统治形式说起，阐释了“禅让即坛让”，统治者在取得政权后举行封禅这种宗教性质的仪式以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把禅让与封禅的传承关系公之于众。蒋重跃《说“禅”及其反映的王朝更替观》②则从训诂学角度详细解释了“禅”字含义的递迁，得出了:“(禅)是‘断绝’和‘继续’的辩证统一，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王朝更替观”这样的结论。文章旁征博引，把“禅”字的“嬗（shan）变”全面展示出来，颇可服人，对考察“禅让”问题很有参考价值。 ①东岳论丛1999年1月第20卷第1期，页93—99。 ②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页40-51 。 第四章魏晋南北朝封禅文献研究 第一节魏晋封禅文献 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时间没有一位帝王举行过封禅大典，但这期间封禅之议却并没有间断过。魏太和年间中护军蒋济向魏明帝上书奏请封禅:“夫帝王大礼，巡狩为先，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无竟之名，纪天人之际者也。故司马相如谓有文以来七十二君，或顺所由于前。然则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无以显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观也。”先表明封禅的重大意义，再说当今“虽志在扫尽残盗，荡涤余秽，未遑斯事。”但同时又举舜与周成王之例说明时事虽未平静，却不能因此而废封禅之礼，且现今形势大好，破虏在即，更“无累于封禅之事”。然而蒋济的谏议在当时只能是一厢情愿，“此仪久废，非仓卒所定，宜下公卿，广纂其礼，卜年考时，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天下之人未必盼望封禅，但封禅之仪难考，非一时可定倒是实情。结果明帝也确实没有从谏如流去泰山封禅，他下诏答复蒋济曰:“闻济斯言，使吾汗出流足。”①《三国志·魏书》卷二十五。明帝文武功业都远逊其父祖，自知无甚成功之处可告天，况乃父乃祖都未有封禅之念，他一闻封禅之言自应“汗出流足”。他还义正辞严地讲了一番大道理，说:“吾何德之修敢庶兹乎?济岂谓世无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济之所言，华则荣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书常侍省之而已。”话说得算是冠冕堂皇，不过事实上他却言行不一，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