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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美道歉文化异同 面子人格面面观文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道歉”习惯自然并不相同，这背后所蕴涵的差异所反映的正是它们所指向的不同的文化心理和政治诉求。中国人、日本人和美国人迥异的国民性格在“道歉”这一日常人际交往行为中体现无遗。 面子对抗宪法 目前的中国，官员向百姓道歉已经不再鲜见，但一些细节证明官员选择道歉经历着巨大的精神困惑，这种困惑往往并不来自于他们是否认为自己做错了。XX年8月1日晚，银川市市长刘学军因为该市爆发出租车停运风波发表电视讲话向市民道歉，在部分官员如银川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刘福祥认为这应当算作“一次进步”的同时，“在多数银川官员看来，政府的妥协使其颜面尽失”。“颜面尽失”一语道破了“道歉”背后所隐藏的中国人的“爱面子”集体人格 “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何况是高民一等的官员，不道歉原是为了要面子。自 1894年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出版《中国人的素质》，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人“面子要紧”这个观点以来，“面子”便成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一把秘钥。按照鲁迅的分析，面子是分阶层的。每一种身价，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做丢脸。”不怕“丢脸”，便是“不要脸”。一一即便现在是法治社会了，但让我们的父母官们“不要脸”，这成何体统?其实“体统”也被鲁迅归作“面子”的一种。官员如果低头，不但“无颜再见江东父老”，而且还会造成“贵贱无序，何以为国”的乱世。而“面子文化”的另一位研究大家林语堂说过：“在中国，脸面比任何其他世俗的财产都宝贵。它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更受人尊敬。” 鲁迅把那些死要面子爱做戏的人士称作“体面的虚无党”。“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面子一词以表面的虚饰为主，其中就包含着伪善的意思。把自己的过错加以隐瞒而勉强做出一派正经的面孔，即是伪善；不以坏事为坏，不省悟，不认罪，而摆出道理来掩饰过错，这明是极为卑鄙的伪善。”这种以“表面的虚饰”隐瞒实际，就是精神胜利法，他手中的工具便是“瞒和骗”。一一你瞒我我瞒你你骗我我骗你，如此往复，谁信你，你又信谁?如今诚信危机成为我们社会的第一大痼疾，还是基于鲁迅早巳骂过的国民劣根性 既然是痼疾，鲁迅和林语堂那个时代就已经为有识之士所深恶痛绝了。林语堂说：“在每个人失掉他的面子以前，中国将不成其为真正的民主国家。平民无论怎样，总没有多大面子。问题是到什么时候官僚阶级才肯放弃他们的面子?等到街巷闹市之间消失了面子，我们才有安全的交通。等到法庭上面消失了面子，我们才有公平的裁判。等到内阁各部之间消失了面子，而以面子统治的政府让给了法治政府，我们才能有一个真实的民国。”这番良言放到今天仍旧振聋发聩 道歉确保面子，在制度上是主动认责，在道德上则是向“仁义礼智信”的“信”靠拢。无论是深处社会重大事件中的官员还是那些因为某些个人问题而公开道歉的知名人士，除去通过道歉公开承担责任这一制度性的进步外，对于我国目前遭遇的“诚信危机”都可谓是有利的弥补 鲍威尔的用语和立场 爱面子自然并非中国人所特有，只是在儒教文化背景的礼俗社会中生活的中国人这里具有特殊的表现。美国人则拥有另外一种确保面子的方式和手段 XX年4月1日，中国南海突发的“EP- 3”撞机事件使中美两国关系再度遇冷。在我国政府强硬立场下，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鲍威尔都对中方飞行员失踪和飞机坠毁表示了真诚的遗憾(sincere regret)。鲍威尔表示，他代表美国政府向中国人民和王伟的家属深表遗憾(very sorry)，并就美方飞机未经许可而进入中国领空和降落中方机场向中方深表遗憾(very sorry)。始终没出现过 Apologlze这样的正式道歉用语。而鲍威尔在美国机员离境后则翻脸不认账，就中美军机相撞事件，美国没有什么好道歉的。他说，如果美国向中国道歉，即是表示美国做销了事情，并愿意承担因犯错而要负的责任 这是英语的“道歉”文化一个经典的例子。除去“撞机事件”背后的政治角力因素，鲍威尔只用“sorry”面对中国政府以及随后又表示美国没有做错事情故而不道歉，或多或少反映出美国人的国民性格。一些学者经过统计学样本分析认为，美国文化背景决定了美国人在致歉时常辩解自己应负的部分责任，较少采用直接道歉(apologize)的方式，而多采用轻化或最小化自己责任的道歉方式，鲍威尔的sorry实际上是轻描淡写的耸耸肩而已。事实上，在一种个人主义的富有冲突性的社会交际模式中，意见的冲突和据理力争被认为是一种民主的表现。通常的情况是，一旦冲突发生，美国人多采用减弱事件的严重程度或责备他人也有责任，或质问责任的前提以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