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docVIP

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摘要]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出现了“学术内卷化”现象，这是不争的事实：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学术研究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中国新闻史研究出现“学术内卷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新闻史研究人员史学意识不强，功力不足：二是学术视野呆板，研究范式单一；三是对研究对象缺乏透彻的认识，新闻史观不明确。因此，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三个问题：从学科属性上搞清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探索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认识中国新闻史的政治性 [关键词]中国新闻史；历史科学：研究范式；政治家办报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B 当前，中国新闻史学界十分热闹，方汉奇先生在《新闻与写作》杂志上撰文，对“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情况进行系统总结；丁淦林、吴文虎、李彬、黄瑚、黄旦等五教授在XX年的《新闻大学》春季号上专门组织了一次“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这些大家们在肯定中国新闻史研究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从更高的要求看，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仍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方先生的文章，丁先生等人的笔谈，各抒谠论，探询打开中国新闻史研究新局面的路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思路。尽管他们的意见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中国新闻史研究急需从现在的高原地带，走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中国新闻史学界的这种自省和期待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不同的学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出现过这种危机意识和自省过程，实际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撰文探讨新闻史研究革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当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这个议题再次引起学术界瞩目，是好事，而非坏事。这说明学者们对新闻史这门学科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和高度的学术期待 的确，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学术内卷化”。何谓“学术内卷化”?借用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杜赞奇的说法：所谓“学术内卷化”，是指在当下，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在方汉奇教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和方汉奇、宁树藩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出版后，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人，都有一个感受，我们所做的研究，只能是在其规定的历史情境中发问，只是在重复他们的工作，而无法为新闻史研究增添知识和学术含量。方汉奇教授也说，现有的研究“成果的内容有交叉和重复。这一点在教材类的成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据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所作的初步统计，已出版的以《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传播史》之类的书名命名的教材和与之配套的大纲、文选、数据等辅助教材，已接近60种……其中有不少属于低水平的重复，没有太多的学术价值。”(方汉奇，XX年5月在南京大学的学术会议上，吴廷俊曾建议中国新闻史学会可发一个倡议，倡导新闻史研究人员花点时间和精力，学习一点基本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从史学中吸取营养，将历史学科业已成熟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上。增强史学意识，提高史学功力，这恐怕是新闻史研究上新台阶必不可少的一步 增强史学意识也好，提高史学功力也罢，第一步要做的应该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即史料工作。虽然史料不是“历史”，但它是历史的构件，是研究历史的凭据，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可以这样说，无史料即无历史研究，科学的历史研究是建立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之上的，从这 一点上看，历史学是通过史料研究历史发展过程的科学。所以，我们以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当下最重要的是提倡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一翻史料的发掘和考订工作 中国史学界历来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订。傅斯年在“五四”时期曾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合的史料。”(傅斯年，1996:P174)持傅斯年相同观点的还有蔡元培等人。傅、蔡等人的主张，虽然比较偏颇，“走入极端”，但是，重视史料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当时和后来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也不能不这样看。周谷成说，蔡元培的观点虽不正确，但是他呼吁重视史料是值得肯定的， “治史的人往往轻视史料，其实离开史料，历史简直无从研究起。……谓史学本是史料学，至少有纠正空疏之弊的作用。”(周谷成，1957:P2) 在中国新闻史学界，老一辈新闻史学者都十分重视史料，还是在1985年，方汉奇先生就强调，研究历史必须要“充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他说：“史料挂帅当然不好，但也不必讳言史料。……没有史料，还搞什么历史?没有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和过细研究，没有对重要的关键的史料的考订和甑别，是不可能对历史事实作出正确地分析和论断的。一切从概念出发、先入为主、脱离实际、游谈无根的作法，都是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大忌，也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