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国传播观念史的研究.doc

谈谈中国传播观念史的研究在这个关于中国传播研究的回顾和展望的讨论会上，我想谈谈中国传播观念史的研究问题。 我在1986年开始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记得当时的研究角度，是借助传播学的视角分析中国传统 文化的特点。依据我当时的想法，传播学仅仅是一种借用来分析社会文化结构和运行机制的中层 理论模式，可能提供某种形式主义的功能分析的框架，以求改变对于中国文化的凝固的片面的理 解。（杨联的《中国文化中之媒介人物》，费正清的《清王朝的通讯形式》（英文论文），杨 启樵的《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的启发意义。此项研究传统延续到孔飞力的《叫魂》） 我们今天提出的研究方向，已经不同于XX年前。在几个关键性的观念（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反思性社会、公共空间或公共理性、信息化、全球化等）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在传播研究的 知识系统、格局和作用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传播学不再仅仅是关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形式分 析工具，而应当具有相对独立的知识意义 更加重要的是，在中国传播研究（大陆部分）走过30年以后，开始进入学科发展的自觉的阶 段。中国传播观念史研究将成为具有独创性价值的知识领域 因此，我们提出三个问题来讨论 第一，什么是观念史和传播观念史？ 观念史研究发生于十九世纪末。和“知识史”相对的“观念史”同属于“思想史”范畴。有 的论述，将“观念史”等同于“思想史”。德国哲学家狄尔泰被称为近代历史观念史之父，他试 图把历史观念史确立为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观念史的研究对象涵盖了人类的理性思想和非理 性思想两个方面。在对于人的行为及其行为后果的制度设计的研究中，关注观念对于社会实践的 先决作用。伯林、杜威、克罗齐、怀特海、洛维乔易、福柯等都非常重视观念史的研究 观念史的研究，完全不同于抽象的义理思辩，而是具有实在性和历史性的。杜威在《确定性 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此书在XX年受到哈贝马斯的强烈推荐）中谈到，“观念是具 有经验根源和经验身份的。”“观念就是所实行的行动”。“用所从事的操作去界说观念的性质 和用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后果去检验这些观念的有效性。”这样，观念史就不再是纯粹的和抽象的 思想史，而是与行为和制度变迁内在的联系的活的思想史，可以通过事件和行动效果加以验证的 思想史 洛维乔易认为观念史研究不是简单地追踪思想体系的发展，而是聚焦于“观念的单 元”(Unite Ideas)传统中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例如，实在、理性、美、规律等等）。他认为，西方社会的人们顺应思想和惯习的传统，继承了这些观念。这些基本的观念的形成和演 进，构成为人类思想发展的“伟大环节”。思想史又被表述为“观念的历史编纂学”(1938年) 这种绝对的基元主义的设定，在今天的知识领域已经不再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按照我个人的 理解，基元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结合，并且借助于经验主义的考察和验证，才有可能重新建立观念 史的全新的知识构架。关于这一点，我将会作更加系统和深入的讨论。不过，我们从中获得的重 要启迪在于，观念史的主角，应当是“观念基元”或者“观念丛结”，而不是作为思想载体的具 体个人。这是我和一些传播思想研究学者不同的看法。观念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的精神形态的凝聚。它对于普遍的相对一致的社会文化行动具有先决的意义。作为“观 念基元”和“观念丛结”存在的现象，要比个人思想有更普遍的支配作用 现在让我们来看传播观念史。传播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本身是特定的文化现象，它是人们如何 理解传播、如何对待传播、如何实施传播的思想前提。传播观念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社会的普适 性。如果说，传播史关乎到媒介发展的历史（技术的、组织的、制度的），传播观念史则关乎到 传播的价值理念和行为理念。这是所有传播表象的思想基础 在今天的传播学的学科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各类传播理论除了它的表面的工具理性形式 以外，内涵仍然是由不同的传播观念所决定的。传播观念的内核决定了传播学的知识建构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广泛地发现，传播观念深刻地积淀在人们的日常的或者仪式化的传播 行为当中。无论是开放的出于沟通目标的传播行为，还是暗含计谋和策略的传播行为，或是自我 确证和身心愉悦的传播行为，都是不同传播观念的呈现。当然，话语是传播观念的直接显现，但 是，话语往往具有毋庸置疑的遮蔽性。应当说，媒介话语和传播行动同时呈现着传播观念。毫无 疑问，任何关于传播体制的设计，以及对于传播行动的管理也都是从特定的传播观念出发的 传播观念在时空中演化。这个演化有时候非常缓慢，犹如凝结的冰层；有时候非常激烈，犹 如地震一般崩塌。传播观念也会与其他观念（例如伦理观念）发生影响，变化出新的观念。这些 都是传播观念史要加以描绘的。传播观念史对于绵延至今的人类传播制度和行为模式具有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