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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企业自主创新清除制度障碍XX年1月2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指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是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使企业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 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没有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没有真正成为研究开发投入的主体？为什么其他国家讨论“企业技术创新”就足够了，唯独我们还要创新性地讨论“企业自主创新”？ 不是中国的企业另类，而是中国的许多体制另类。政府主要该做的事情，不是督促、指导企业，而是实质性地推动体制改革，为企业自主创新清除体制障碍 从国家创新体系看体制的重要性 199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里查德XX年代即已达到3% 以上。跨国公司的这一指标多在5%以上，最高可达XX年推出的“国际研发记分板”表明，美国公司平均投入销售额的4.5% 进行研发，日本平均投入4%，而欧洲研发强度勉强达到3.3% 的低水平。德国企业戴姆勒克莱斯勒高居榜首，年度研发支出达76.9亿美元（约合我国XX年全国的1/3） 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近年此项指标都在0.7% 左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0.5% 左右，仅为工业化国家的1/5～1/8；中小企业就更低一些。而按照国际上比较流行的观点，这一指标低于1% 的企业通常难以生存 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企业都不惜为RD投入巨资，这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大标志之一。而在我国，拥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企业比例逐年下降。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中设有技术开发机构的比例，1990年为54.1%，1995年为39.8%， XX年为23.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设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仅占5.03% 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开发这三个RD阶段中，各国的企业不仅在第三阶段的实验开发过程中一棒跑到底，而且更进一步在第二阶段的应用研究中占据着一定的份额。我国企业执行的RD投入占全国RD总投入的比例，大体上比美、日、韩低10个百分点；总量与结构相对照，我国企业不仅没有深入到第二阶段的应用研究，而且在第三阶段的实验开发中也仅占84%。我国几乎是企业RD不能覆盖实验开发的唯一国家 能不能大大提高企业RD投入的强度，主要取决于财税制度和金融制度，不是在科技或企业范围内能够解决得了的。也就是说，现有企业能否成为实验开发和自主创新的中坚，关键在经济体制 如果仅仅靠大力度政府投入，进行高强度RD，计划经济也可以做到。苏联曾经拥有世界上 1/4 研发人员和 1/3 研发成果。但是要取得全面的产业发展，则必须要有市场经济的整套制度 另一方面必须注意的是，金钱难买创造力。简单的事实是：研发支出――无论是以欧元、美元或销售百分比的形式――是一项投入，不是衡量效率、有效性或生产率的标准。独创性、发明和创新不一定是预算投资的函数。全球创新面临的真正挑战，是研发生产率，而非研发投资 创新不是创新者创出来的东西，而是消费者实际采纳的东西。沃尔玛和戴尔的研发预算都很少，但它们的质量、采购和增长要求，在推动有成效的创新投资方面，很可能比5项欧盟资助措施起更大作用。推动着创新的基本因素是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而非不断增长的研发支出。成功的创新政策是一种竞争政策：企业将创新视为具有高度成本效益的投资，以有利可图的方式实现差异化 第二条途径：科技人员以风险企业为载体的实验开发 这是美国首创的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硅谷模式。在风险资本的强力支持下，许多科技人员下海创业，使科技成果、科技毛坯，甚至只是一个创新的思路，能够迅速变成商品，实现科技人员以风险企业为载体的自主创新。这一模式仅只在美国、以色列、台湾等少数国家和地区获得成功，欧洲、日本、韩国正在急起直追。我国正处于从计划到市场艰难转轨的时期，市场环境远逊于欧洲、日本、韩国，更无法和美国相比 但是对于中国大陆学者来讲，只研究创业投资、工研院、高技术工业园区远远不够，因为有许许多多更基础的经济制度付诸阙如。例如中小企业融资，资本市场，在台湾都是早已解决的问题 技术可以超越，体制无法超越。如果体制改革继续滞后，仅有的一点技术优势不足为凭，中医药是个很好的说明 要寻求出路，同样不能寄托于简单化、形式化的对策，而是必须倾力于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就改革的难度而言，由于建立高技术产业发展机制属于“新建”，平地起家，因而相对容易一些，有可能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见到成效。而关于第一条途径，现有企业成为实验开发主体，涉及面相当宽。以航空工业为例，老病根是“国资病”，新症候是“拆分”，我们在课题研究中提出要建立“更具国际竞争力的航空工业体制”，虽然也知道不太可能实施，因为都是深层次改革，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