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建设和社会与谐.docVIP

乡村文化建设和社会与谐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统治阶级为了加强对乡村民众的思想控制，以稳定乡村社会，曾经在许多地区建立过一种乡约组织。这种组织，是依据地缘关系或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民众组织。它最早出现于北宋时期，即熙宁九年 (1076)，陕西汲郡的儒士吕大钧在他的家乡蓝田所建立的吕氏公约。它的主要作用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它的主要活动是每月在定期的集会上，由当地有文化的官绅主持礼仪赏罚，讲解约文，教育乡民，目的是要使乡民都成为自觉奉公守法、知礼习义的乡民。可是吕氏乡约在推行中遇到了两个困难：一是农民不太需要官绅教给他们的繁文褥节，二是政府对乡约持怀疑态度，因此，吕氏乡约只在本乡推行了五年就停止了。到了南宋，吕氏乡约虽然得到理学大师朱熹的提倡，但他所做的只限于乡约的文字理论，并没有把乡约实地推行，结果乡约变成了纸上空谈。 明朝正德年间（1506～1521），王守仁首先提出并推行了乡约。当时他正巡抚南赣，为了纠正当地习俗中“愤怨相激，役伪相残”的恶习，他命令各县族姓建立“乡约”，以使“人人皆宜孝尔父母，敬尔兄弟，教训尔子孙”，成为“善良之民” 明朝嘉靖年间，许多地区爆发了“民变”和“奴变”，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一些乡绅地主和士大夫忧心忡忡，为了挽救危局，维护封建统治和保护他们的财产生命安全，提出组织以“御寇保家”为宗旨的乡约。明中叶以后，倭寇流窜数省，甚至深入内地。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曾至徽州。三十四年(1555)，侵袭歙县、绩溪。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乡绅成立了以“抗倭卫乡”为宗旨的乡约。嘉靖年间的这些乡约，在对内镇压和对外抗敌中还是起了相当作用的 清朝初年，刚入关的清朝统治者面对汉族人民的不满情绪和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一方面采取了高压政策，另一方面也加强了思想统治。顺治皇帝采纳群臣的建议，吸取明太祖朱元璋的圣谕六言，颁布了“圣谕六条”，即 孝敬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作为教化的准则。顺治十六年(1659)，经部议在全国推行约讲，规定乡里必须设立约正、约副作为讲解员，由全乡公举60岁以上行为无过、德高望重的生员或70岁以上乡民担任，每月朔望(初一和十五)负责招集乡民宣讲顺治的六条，同时分别乡人善恶，实行登记 康熙即位后，把孔孟乃至程朱理学作为统治全国的官方正统思想加以推崇，并于康熙九年(1670)十月向全国颁布了著名的“上谕十六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乡教思想。其内容有：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治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弥盗贼，解仇愤以重身命。其核心思想还是利用宗法关系，通过讲求儒学的纲常名教化导百姓，使乡民遵守贵贱长幼的等次，安分守法地做一个贤良之士，以减少民间的争斗和奸邪，维护乡村社会的和谐秩序。“十六条”颁布后，朝廷规定地方官要在每月朔望宣讲。理学名臣汤斌巡抚江苏，令属下官吏定期将士民召集到乡镇的空旷祠宇，选年老有德为乡人敬重者讲说，宣讲时须言语明白痛切，使人感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广东巡抚李士桢在广东大力推行讲乡约。他会集了省司道府厅县各官，并绅衿耆老等共同酌议，于东西南北四处查有宽敞的庵观寺庙或空闲房屋，各处设立乡约一所，并命令广府、南、番三学教官选择德行兼优、学问渊博的生员，每学选派六名，专门讲解乡约。同时，在四乡选举“齿德并茂不愧月旦之评者”，立为约长，约中的事情，责成他来料理。每月的初二、十六两日，约长聚集远近绅衿士庶诸色人等，恭听讲约。司讲生员要将上谕十六条分别次第，逐字逐句地体认贯通，加以引诱譬谕，一定要使贤愚都能明白，以达到正人心，厚风俗的目的。另外要求司道府厅县各官，如果四处不能都普及到，就要酌情议定，分头去督讲 雍正皇帝上台后，因担心上谕十六条实行日久，乡民厌怠，遂寻绎其义，推衍其文，写成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并制序文，刊刻成编，颁行天下。雍正七年(1729)，又下令对各省府州县、大乡、大村少数民族地区以及人居稠密地方的乡约组织及执行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整顿。这次下令设立的讲约所，由一名“志成者”担任约正，另增选朴实谨守者三、四人担任“值月”，每月朔望两天，将全乡老少全部召集到讲约公所，宣读《圣谕广训》及有关律令，此外对约正、约副及其助手约赞、约讲提出严格要求：约正、副为一方领袖，必须由品行端正、德高望重的人(多半是当地有德行的乡绅)充当；约赞也要正直强干，熟知礼仪者二个人担任；约讲条件必须口齿伶俐、声音宏亮之人轮当。还制定了奖惩方法：约正值月化导有方、三年有成效的，由督抚会同学政选成绩最突出者送部，由皇帝召见；对没有突出成绩但能努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