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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军事制度改革双重含义台湾完成军政、军令一体化改革后，台军编制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带来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含义。政治上便于当权者更加容易控制军队。军事上，台军适应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变革潮流，指挥更加灵活，反应更加迅速。这些变化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一、“树形”指挥体制带来弊端 台湾军事体制改革前的格局是“两大系统、四个条块”。两大系统是指军政和军令部分。“总统”为台军最高统帅，通过“国防部长”对军队行使统帅权；通过“参谋总长”对军队行使指挥权。四大板块分别是：隶属于“行政院”的“国防部”，负责军队人事安排、组织编制等行政事务。“参谋本部”负责军事指挥，下辖各军兵种“司令部”。名义上属“参谋本部”管辖的“总政治作战部”，有相对独立的体系，其在各军兵种设有政治作战部及政战处。情报系统也有自己的地盘，包括“参谋本部”的“军事情报局”及各军种“司令部情报署” 国民党使用这种军事体制架构是历史的结果。首先，国民党党内派系林立，这种情况在军内也一样，那么在这种板块分割、各立山头的情况本来就是平衡的产物。而蒋介石需要在各派系之间保持平衡以巩固自己的地位。通过两大系统的互相制衡，就能够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军心不稳的情况下，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很明显，这种架构虽然能够在政治上巩固蒋介石对军队的控制，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它的弊端就逐渐暴露出来 首先就是台湾实现了政党轮替。而长期以来，军方的高层大都有国民党的背景。民进党是从草根阶层依靠选举上台的，根本没有充足的军方实力后盾，所以即使控制了政权，也未必能够指挥得了军方。那么从政治上来说，也必须重组军事体制 从军事上来说，这种体制条块分割、各立山头的军事体制在本质上是一种“树形”指挥结构。各个系统对自己上级负责，遇到需要两大系统合作协调的事件时，也要先向自己的上级汇报，经过上级协调后方能行动。也就是说，“树形”指挥结构信息流程长，横向联系难，需要上级中转；抗毁能力差，切断一指，伤及它，切断主干，全部瘫痪 然而，随着世界范围内新军事革命的推进，信息化、网络化、远程打击等新的战争样式频频出现。战争的进程加快、强度加大、反应能力增强。“树形”指挥结构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战场的节奏变化。比如，在战场上一辆坦克发现了敌方的一辆坦克，在树形结构下，为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辆坦克首先需要向上级报止情况，上级经过研究后，决定请求武装直升机前往支援。那么指挥坦克的上级首先把这个作战想定上报给参谋部门，经参谋部门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这个方案具有可行性。此时，参谋部门才向直升机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如果另一辆坦克所属的指挥系统是“网状”的，那么在它发现这辆坦克后，首先把这个情况传输到战术网络中。这辆坦克附近的武装力量在接到这个情况后，迅速前往作战地点，展开对另外一辆坦克的围歼行动。即使前往支援的不是坦克“克星”的武装直升机，但只要能够集中优势火力，也能将这辆坦克歼灭。所以，在武装直升机进入战场以前，另一方已经结束战斗，转移战场，甚至已经做好了对前来支援的直升机的战斗准备 台军编制体制继承了这种“树形”结构，而且是“两棵树”。战争的诀窍从以前的集中兵力，到现在的集中火力，中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指挥问题上，从讲究高度一体的指挥控制能力向高度协同作战方向发展。高度的协同并不是要削弱指挥能力，反而更要强调总体上的高度调配集中。所以，两大系统造成的结果就是，互相支付，不能高度统一指挥能力，不能够对军队进行总体上的控制协同，那么建设协同作战、网络化、扁平化的指挥体制的努力就要受到“山头主义”的抵制 台湾旧式指挥体制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体系庞大、机构重叠、政令不一，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人多、部门多、权责划分不明确，战争一打起来就容易产生混乱，那么要求改革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二、改革的过程及其结果 (一)一波三折的改革过程 如前面分析的那样，台湾旧的军事体制有很多不足，而且具备了推动改革的军事政治动力。但是，改革并不是十分的顺利。主要受到了两个方面的障碍，也就是台湾军方的抵制和改革缺乏相应的法理基础 1、计划构想阶段 这段时间从1990年到1994年为止。推动军事体制改革的是李登辉，主要参与者有“国防部”、“参谋本部”会同“三军总部”及相关单位，他们的首要议程就是研讨制定改革方案。1994年“中原计划”出炉，它的主要内容为：一、裁减非战斗单位，提高组织效率。二、精简人员编制，减少总兵力。三、加强军队控制力度，实现军政、军令一元化。四、增设新型军种，适应现代化战争 2、改革受挫阶段 这个阶段从1994年到XX年。编制体制改革最终核心的内容就是人事改革，人事改革的关键就是各个职位权力的此消彼长。“中原计划”的核心就是军政、军令一体化。那么两大系统有的部门肯定被合并、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