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本泉站在《红岩》背后功臣.docVIP

杨本泉站在《红岩》背后功臣发行逾千万册，高居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长篇小说印数之冠的《红岩》，曾被翻译成十多种语言出版，掀起了巨大的阅读热潮，XX年代，《红岩》的出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当年街头巷尾都在传阅，报刊杂志到处都在评论，殊不知，对小说《红岩》的完成，论功劳，杨老虽不是《红岩》的作者，却同样功不可没。 看小说《红岩》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当时在校园里，学生们人手一本，红岩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后来有幸认识了《红岩》创作组的背后人物杨本泉老先生，听他说他的故事，才得知他这一生经历太多，有说不完道不尽的曲折故事 初见杨老，是在每月一次的通俗文艺研究会的茶话会上，花白的头发和微微上扬的眉毛，洪亮的嗓音和热情的言谈。虽然已是88岁的高龄，但是像这样的文学活动上总少不了这个积极分子的身影。如今，拥有一副健朗的体格一直是杨老引以自豪的事，谈到自己过去的那些岁月，杨老特别带劲。我们忍不住心生好奇，究竟是怎样的经历，让这位已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激情饱满，那活力劲丝毫不逊色于年轻人 《锢禁的世界》的“小先生” 说到《红岩》就不得不说到另一本革命回忆录《锢禁的世界》，当年小说《红岩》就是以它为基础改编而成。创作《锢禁的世界》是在1956年，当时，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位作者都没有写作经验，就请在文学创作上已有所成且身为编辑的杨本泉担任他们的辅导老师。正巧，那时杨老获得了报社特许的三个月创作假，因为早在之前，杨老也与这三位作者曾愉快地合作过。而且杨益言是他的胞弟，刘德彬是他高中的同班同学，性格开朗的罗广斌也与他一见如故，所以四人融洽无问，杨老就成了他们的“小先生”。于是，他们就在市郊南温泉开始创作革命回忆录《锢禁的世界》 在杨本泉的提议下，三位作者在一起交谈综合汇集的材料，初步定了十八个各不相连的回忆片断，凭着自己熟练的编辑原则。将三位作者的稿量分了工，让每个人尽可能具体生动地把自己分担的部分写出来。所以杨本泉就成了创作的中心人物，谁想写什么，怎么写。他都全力配合给予支持，除了一起讨论，还一起参与分析研究相关的材料。于是他也不止是一般地辅导和看看稿子、提意见，还是一个写作集体参与者和作品的宣传者。三位作者谁也没有想过自己要当作家，他们当时一心想把原始材料写出来，出来的文字都很粗糙，靠杨本泉的修改和润色，这本回忆录逐渐成了型。可是，这本回忆录由于大多是些片断素材，却没有成功出版。用杨老的话说，尽管最终完成的《锢禁的世界》只零星地发表了几篇，成了“胎死腹中”的废稿，但是却使之后小说《红岩》的产生成为了可能 《我的自白书》：一场美丽的误会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这首《我的自白书》对于很多人来说都不会陌生，那是我们念书时必背的功课。然而，关于这首诗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秘密 杨老介绍说，当年，罗广斌曾拿出一篇题为《我的自白书》的诗稿，找到杨老征求意见。“我一看，写了十多二十行，却算不上诗，只是一些激昂表态的概念口号，缺乏必要的意象，句式是松散的散文分行，主题欠集中，但是其中有两句我却觉得有诗味，就是：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我对罗广斌说我加工后再看看。”于是，杨老就凭借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平时谈及国民党监狱中的情况，展开想象，结合了中国革命高潮、重庆解放前夕的大背景，将这首诗完整化 没想到，这首诗却阴差阳错地成了陈然烈士的遗作，编进了小说《红岩》，还感染激励了当时千百万的青少年和读者。曾经有人这样评价这首修改过的诗：情绪激荡，正气凛然，语言精练，声韵铿锵，是新诗史中的精品。定稿后，全诗分三个小节，共十二行，其中语句部分出自杨老笔下。虽然它不是陈然的遗作，而是罗广斌的原创，但依然具有很高的思想意义，因为它真切地表现了革命烈士的心声 那些挺过来的苦日子 采访前就和杨老通过几次电话，对待这次采访，他十分认真，言谈中足以看出他是一个勤奋热情的人。1957年，在《重庆日报》工作的杨老，一夜间不明不白地被戴上“极右派”的荆冠，撤销职务，保留公职，被遣送去云南修建内昆铁路，一去就是五年，断绝了文化信息 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工地的生活异常艰苦，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杨本泉腿脚浮肿，连鞋子都穿不上。后来竟然严重到大小便失禁的地步 杨老就是这样一个在逆境中沉默隐忍着，还能抱着乐观积极心态的人。尽管条件艰苦，杨老总是告慰自己要挺住。直到摘掉了“极右分子”的帽子，杨本泉仍不服老，凭着自己对文学的热爱，1979年落实政策回到《重庆日报》副刊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