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长效机制初探.docVIP

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长效机制初探【摘要】本文主要讲述了湘江流域环境污染造成的原因，并对湘江流域环境污染防治长效机制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湘江流域 水污染防治 中图分类号：X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XX年平均入湖水量624亿m3，是洞庭湖水系中流域面积最大、产水最多的河流。湘江流域也是湖南省最发达的区域，流域面积占全省的40.3%，跨永州、郴州、衡阳、娄底、株洲、湘潭、长沙、岳阳8个地市，流域内城镇密集、人口众多、工业集中。XX年末，流域内人口4069万人、GDP5738.88亿元、工业增加值1995.7亿元，分别占全省的59.5%、75.2%、76.4% 二、湘江流域水污染概述 随着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湘江流域生态环境问题日渐凸显出来，集中体现在流域陆生生态环境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地质灾害频现、森林资源锐减；水生生态环境退化、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水生生物资源遭到不可逆性破坏；流域水体水质遭受有机物和微生物及重金属等的复合污染，其中汞、镉、氨氮、石油类、总氮以及粪大肠菌群在干支流沿线均超标，流域的总体水环境质量逐年下降 湘江流域水环境质量现状。根据对湘江干流19个省控及国控断面XX年水质监测数据的分析，湘江流域呈工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和农业面源多重污染相结合的局面，流域主要污染物为氨氮、石油类、总氮以及粪大肠菌群，这些指标基本全线超标，超标较为严重的河段为株洲段和湘潭段，其中超标最为严重的为总氮和大肠杆菌，超标率几乎为100%；特征重金属污染物为砷、汞、镉等重金属污染物，主要超标河段为衡阳段、株洲段、湘潭段，超标较为严重的为砷和镉，超标率接近30%。锡矿山地区75个地下水井中，14个砷含量超标，最高超标倍数达153倍；地表水中涟溪河水系砷最大超标倍数达107倍。城市饮用水源特别是下游长株潭核心区饮水水源水质不能得到保证，对沿线城市居民的健康构成威胁，流域水环境质量亟待改善 三、湘江流域环境污染原因分析 湘江流域水污染原因非常复杂，是主客观、多种因素交叉渗透、相互叠加影响的结果，具体来说有如下方面： （1）产业结构与布局不合理，污水排放不达标。全省主要的工业行业如冶金、化工、建材、轻工、食品加工、机械等几乎都分布在该区域，尤其集中在郴州、株洲、衡阳、湘潭、长沙等城市，形成了郴州三十六湾、株洲清水塘、衡阳水口山、湘潭竹埠港、长沙坪塘等重要工矿区。产业结构偏重与布局不合理相互作用，使污染问题更加突出 （2）城市污水和生活垃圾零处理排放。截止XX年底，流域内建成城市污水处理厂18座，处理能力为123.7万t/d，实际处理量67.97万t/d，流域内城镇生活污水平均处理率仅22.56%，大量未经处理的城市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流，成为湘江流域水污染的重要来源。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39.3%，也是造成湘江流域水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3）农业面源污染逐年递增。伴随着流域内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化肥、农药使用量也跟随逐年增加，农村养殖业规模和数量都有长足增长，然而畜禽养殖基本都选择近水场地，用排水方便，处理率极低，农业面源污染俨然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污染源 （4）环境监测和环保执法监管面临尴尬困境。我国的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管理体制是以环境保护部门为主、多个部门共同参与的体制。政府方面的管理框架是横向与纵向交叉的矩阵模式，横向上是流域内同级政府部门；纵向上，分为中央、省和地方三级，实行上一级政府与部门的双重领导，构成流域水污染防治流域管理、部门管理、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具体到湘江流域，环境监测、预警滞后，应急处置迟缓，环保执法部门职责分工不明确，导致执法能力薄弱，缺乏上、下游之间的地方利益平衡机制，地方利益主体地位无法协调认定，扯皮现象时有发生，一江同治很难收到实效 四、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长效机制初探 地方政府作为地区利益的代表，也是流域污染治理的主要投入者，然而，在流域水污染治理中，地方政府面临的却是投入与受益分离、事权与财权不统一的尴尬.不可避免的是上下游之间的利益冲突，排污获利，治污受损，导致流域水污染成为痼疾，久治不愈。归根结底还是利益之争 （1）创新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管理体制。建立省对地市流域水污染治理的直接监管体制。 其一，对现有的流域水污染防治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建立独立的流域水污染防治专门机构，行政上隶属于中央环境保护部，由国家财政支持，成员由省及地市负责人担任，负责全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制定、实施和监管，同时督促省政府对流域地市政府的有效监管；其二，在流域各地市建立其独立的分支机构，负责各地市的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的制定、实施和监管。这样从体制上根本解决了流域水污染管理信息缺失和高成本的问题。同时，从流域监管全局来说，对地市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