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开拓者史念海.docVIP

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开拓者史念海史念海先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深孚众望的学术泰斗之一。他与北京大学的侯仁之、上海复旦大学的谭其骧教授齐名，均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开拓者。 走上历史地理学治学之路 1912年，史念海出生于山西省平陆县太臣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给他取名念海，字筱苏，大概取义于所谓”苏海韩潮”，意谓学习韩愈、苏轼去搞文学。1932年，史念海从太原进山中学毕业后，考进了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这是一所当时以研究著称的大学。据史先生介绍：”辅仁大学老校长、我国历史学界的权威陈垣先生亲自给我讲课，使我能在史学研究上打好基础，尤其在考证上摸索到一些门径。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钱竹汀大昕先生之史学》。钱竹汀是陈垣先生最佩服的清代学者，以考证见长，在沿革地理方面，也是被后人公认的。今天的历史地理学是从过去的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他提到：”我当时如果只受陈垣先生的熏陶，只有钱大昕的沿革地理学的一点影响，也许我只能成为一个单纯研究历史、专长考证的人。我真正走上研究历史地理的道路，取得今天的一点成绩，不能不归功于另一位历史学界的权威顾颉刚先生对我的培养和提携。” 读大学期间，史先生经顾颉刚先生介绍，加入禹贡学会，大学毕业后被聘为该学会的编辑。禹贡学会，即专门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禹贡》出自《尚书》，是一篇有关地理学的著作，也是我国最古老而又最系统的地理名著。用这篇书名作为学会的名称，正好显示这门科学的渊源和这个学会的历史使命。史先生正是在禹贡学会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严谨治学精神的熏陶下，走上历史地理治学道路的，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疆域沿革史》，堪称近代首部系统的历史地理专著。他的学术研究、著述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爱国济世的红线。当时正值日军入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在书中大声疾呼：”光复国土，还我河山，是在吾人好自为之。”XX年后，白寿彝教授为他的学术文集命名为《河山集》，充分显示其赤子之情，爱国之心。这部我国现代最早公开问世的历史地理学专著，是史先生在学术上取得的一个最显著的成绩。这部专著出版不久，顾颉刚先生派人给他送来一幅中堂，上写：”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以此存心，然后才有事业可言。”一代史学大师题赠给他的诤言，成为其座右铭。60年后，他又把这则诲人谆谆的诤言转送其后辈学子，在陕西师范大学有近万名学生及中青年教师竟相传抄...... 上下求索 抗日战争爆发后，史先生为避敌追捕，辗转来到后方，先在西北文化学社任编辑，以后又任国立编译馆副编审等职，继续从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点放在汉唐一段。当时国立编译馆设在重庆北碚，正好顾颉刚教授也在那里，于是史念海协助顾先生编辑《文史杂志》，接着又进入大学从事教育工作，曾担任复旦大学副教授、兰州大学教授兼代历史系主任、西北大学教授。在中华民族英勇抗击日军侵略的严峻形势面前，史先生出于更好地报效祖国的心愿，开始深刻地思索如何发展历史地理学的问题。他清醒地看到，虽然禹贡学会创立之初，包孕有建立我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的意图，但由于学会中大多数人师承乾嘉学派，擅长考据之学，加之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很快侵占华北，学会被迫中断，因而远未完成这一任务，大多数研究工作仍停留在沿革地理学的范围内，因此，史先生曾一度深感迷惘，继之起而探索。尽管当时他并没有获得如建国后那样对历史地理学性质、任务的明确认识，但已树立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历史地理学不能只限于沿革地理学这样一个范畴，否则就难以说服历史时期的若干地理现象，以及和地理有关的历史事实；二是历史地理学只有朝着前述方向努力，才能为世所用，也才能获得无限的生命力。有了这样一些认识，史先生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试图具体加以运用。他想到我国古代运河开凿的问题，由于运河既是航道，又可用于灌溉，除有利于农业生产与交通贸易外，还在军事征战及维系一些王朝的统一方面具有明显作用，因此，我国历代运河的兴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利用与改造，也反映了自然条件的变化对社会的反作用。鉴于如上的理解，他决定选择运河这一课题开展研究，希图通过探明运河变迁的原委，使开发水利有所借鉴。经过不懈努力，他终于撰成《中国的运河》一书，1944年由重庆史学书店出版发行。这一著作是史先生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推进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而上下求索的一个重大成果，既体现了他对中华民族抗战充满必胜的信念，也寄托了一个爱国学者期待祖国光复后能迅速走上富强之路的执著之情。该书的出版，对我国运河的研治工作影响很大，书中一些论点和资料，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运用。这部书开创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新局面，使历史地理学从纯粹的学术研究进而直接为世所用 这一时期，史先生发表了多篇研究汉唐时期的历史政治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论文，为突破传统沿革地理学进行了初步尝试。1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