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新公司法中的法律构成..docVIP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在新公司法中的法律构成 [②]其次，主张者，即享有诉请法院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权利人，只能是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公司债权人，包括自愿（合同债权人）和非自愿债权人(侵权之债债权人)，但不能是公司自己和公司的小股东。因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就公司而言，公司提起法人人格否认之请求，无疑就意味着公司在主张自己不是法律上的“人”，这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逻辑上都难以说通，同时就公司小股东而言，如若因为公司控制股东的非法行为而受到损害，由于股东与股东之间，并没有隔着层公司的面纱，谈不上揭开公司面纱之诉，小股东可以直接向侵害其权益的控制股东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如果因公司制度对其增加了法定负担，如税负增加，甚至不排除公司形式有时置利用者于不利之境地，但既然股东选择了以公司形态进行经营，依公平、正义之目标，股东就必须在享受公司制度带来好处的同时，承担相应的负担，接受公司作为独立法律主体的一切法律后果，包括对其不利之后果，而不能为股东个人利益主张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来排除对之不利的后果。否则，有失公司法人制度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③] 在主体要件上，我国公司法确定的关系是简单的三角关系：股东—公司--公司债权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股东与公司债权人通过公司为媒质而发生法律关系。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立法者似乎是有意忽略了股东的债权人作为主张者的情形，特别在股东利用公司独立法人地位逃避自己与相对人订立的合同义务、或者逃避自己应承担的侵权责任场合，这种情形下，若按照法律的字面意义，是否股东的债权人（自愿或非自愿）无权主张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以追究股东的违约责任或责令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抑或立法者希望这种情形依照合同法和侵权法，在合同法、侵权法的领域内解决？无论如何，从主体角度看，主体锁定在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限定了我国公司法法人人格否认的适用范围。似乎立法者要保护的仅仅是被控制公司的债权人的利益，而股东（往往是法人股东）的债权人因为股东滥用法人制度所受损害的救济不在立法者的视野之内，而在实践中，这种情形是大量存在的。 （三）主观要件 从新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文义上看，法条中没有故意之类的字眼，立法上没有要求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应有主观目的。滥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是否应具备主观条件的问题，在大陆法系一直存在着主观滥用说和客观滥用说之争。大多数学者认为，强调主观要件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应采用客观主义标准。 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采取了客观滥用说。因为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应视为是关于股东对公司债权人利益注意义务的规定，从而，只要公司股东有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造成了债权人利益损害，应当推定他主观上是恶意的，违反了法定的注意义务。 （四）行为要件 行为要件是指滥用公司人格之行为。根据第一款的规定，股东权利之行使，必须有一定界限，超过正常界限而行使权利者，即为权利的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之利用者必须实施了滥用公司法人人格之行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这是高度抽象地规定。究竟何为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逃避债务,需要司法实践确定。 综合各国实践，股东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主要有三类： 1、利用公司人格规避契约义务之行为。具体表现为： (1)负有契约上特定的不作为义务(如竞业禁止的义务)的当事人，为回避这一义务而设立新公司，或利用旧公司掩盖其真实行为。 (2)公司负有巨额债务，股东通过抽逃资金或解散该公司，再以原有的营业场所、董事会、从业人员等设立另一公司，以达到逃脱原来公司巨额债务之不当目的。 (3)利用公司人格对债权人进行诈欺以逃避合同义务。 2、利用公司人格回避法律义务。通常是指受强制性法律规范制约的特定主体，应承担作为或不作为之义务，但其利用新设公司或既存公司的独立人格，人为地改变了强制性法律规范的适用前提，达到规避法律义务的真正目的，从而使法律规范本来的目的落空。强制性法律规范一般是以调整社会整体利益为目的。当事人规避法律，使社会整体利益的调整难以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遭到破坏，有违公司法人制度之根本宗旨。行为人以公司名义从事不法行为（主要是实施一些欺诈行为），如以公司名义签订合同以骗取大量的预付款，并供个人挥霍浪费;再如为逃避债务，将应交付给债权人的标的物转卖给一个由债务人所控制的公司，并以原物已归公司为由拒不向债权人交付货物等。 3、公司人格混同 又称公司人格形骸化。实质上是指公司与股东完全混同，使公司成为股东的另一个自我，或成为其代理机构和工具，以至于形成股东即公司，公司即股东的情况。这在一人公司和母子公司表现得最为明显，其基本表征如下： (1)财产混同。一方面表现在公司财产与股东财产在实际经营上的混同，另一方面表现在公司与股东或一公司与他公司利益一体化上。如子公司以一种“不公平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