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所著《我国通史简编》问世前后.docVIP

范文澜所著《我国通史简编》问世前后毛泽东亲自创意并交代任务 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著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历史的史学巨著。它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 《中国通史简编》当时分为上、中两册（原始社会至鸦片战争前夕），分别于1942年9月和12月交延安陕甘宁新华书店出版。后来写成的下册因系近代史部分，体例与前两册有所不同，1946年出版时就改称为《中国近代史》（第一编上册）。1947年7月，上海新知书店为方便读者，出版时将原书的上、下两册合成一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通史简编》在北京重印了一次，从1953年始又由人民出版社以分编的形式出版修订本。至“文革”结束，1978年再易名为《中国通史》，分10册陆续出版 范文澜的这部史著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堪称“姊妹篇”，又与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吕振羽所著《简明中国通史》并称“五朵金花”，影响甚巨。以上几部通史著作，观点、方法大体相近，最大的区别是在历史分期上，即“郭本”主张战国封建论（得到毛泽东的认同，因此后来发行最广），“范本”则是西周封建论，“翦本”、”吕本”与“范本”一致，“尚本”则主张魏晋封建论。此外，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则以秦汉为封建社会的开篇，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则主张东汉封建论，白寿彝的《中国通史》与“郭本”相同。当然，最不同的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延安时期由毛泽东亲自创意并交代任务、由范文澜组织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集体编写的。这部书出版以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既是当时解放区干部和群众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读物之一，也是解放区以外的人们热切关注并通过各种渠道找来阅读的一部书。之所以如此，是它用人们耳目一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的过去，并通过这样的讲述宣传了社会发展史，把中国的历史接脉到这部书诞生之时的中国，告诉了人们中国将来的走向。后来这部《中国通史简编》更成为中国史学著作的典范和传世之作，前后40年中印数累计达数百万册，至今还有许多人都是首先通过阅读它来了解中国历史的 在中共党内大受欢迎，毛泽东对其厚爱有加 范文澜是在1940年初抵达延安的，随即在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任主任并从事研究。当时正是整风的酝酿时期，毛泽东着眼于全党学习的需要，嘱咐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会”和中央党校讲《中国经学史演变》。毛泽东也抽时间听了他的讲课，并高兴地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他还希望范文澜继续开展历史研究和写作工作，以便对当时思想界甚嚣尘上的封建复古逆流进行斗争。不久，他进一步要求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组织编写中国历史读本，围绕抗日战争期间人们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疑问，给出历史的客观的回答，以此服务于中国的革命斗争，同时也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毛泽东以及中共全党上下对这部史著充满了殷切期待。正如这部书出版时序言中所说的：“我们要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整个人类社会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整个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的目标前进。” 1941年，马列学院改组为中央研究院后，由于经过了全党的整风，这时研究的重点是强调“中国问题”。范文澜领导的历史研究室就以编写中国通史为主要任务。写作的人员除了尹达、叶蠖生、金灿然、谢华、佟冬、唐国庆等人外，还有特别研究员齐燕铭、吕振羽。应该说，范文澜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整风，甚至对毛泽东思想的成熟都有一定的贡献。比如毛泽东当时的名篇《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第一章的“中国社会”里就吸取了他们的研究成果，有些还是他们起草再由毛泽东修订而成的 由范文澜统稿的这部史著出版后，由于其中贯彻了“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和原则“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着重讲述阶级斗争和中国人民反抗压迫和外来侵略的伟大传统、注重讲述历史上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等，从而鲜明地与此前的“正史”和各种通史显著有别，也因此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在重庆谈判期间，由于毛泽东的词作《沁园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历史观，且资料丰富。正如当时有广告称：“举凡甲骨钟鼎、经传诸子、史书地志、小说笔记、哲学宗教、诗文考证、歌谣戏曲，无不充分利用。由于取材丰富，固然与架空立说的公式主义著作不可同日而语，更由于将全部资料加以融会贯通，语出有据而不露繁征博引的痕迹，一方面显示着著者的炉火纯青，迥非食古不化的著作所能望其项背，而同时也光辉地提供了学术与科学大众化的范例。”再加上范文澜“经学巨子”的功底和浙东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