崂山道教慈善的思想与实践.docVIP

崂山道教慈善的思想与实践美国宗教史学家安德鲁斯说过：“宗教是慈善之母”，宗教与慈善自古就有着不解之缘。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宗教提倡慈爱众生、行善积德一样，土生土长的中国道教素有慈爱和同、济世利人的优良传统。崂山道教秉承道教善恶报应、以富济贫、济世利人的慈善思想，在明清时期及近代，在修建寺观、医疗慈善、救济贫弱、庙产兴学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慈善活动。 崂山道教慈善的思想渊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倡行与发展慈善事业的国家，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内蕴的救人济世、福利民众等慈善理念息息相关。道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一脉，《老子》、《庄子》等道家文化的典籍蕴含了十分丰富的人文伦理思想，其中“赏善罚恶，善恶报应”等道德观念，成为古代传统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也是中国道教慈善思想的重要来源 先秦道家善恶报应、损余补足的慈善思想 作为先秦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对“善”、“恶”有着独特的看法。《老子》第七十九章云：“天道无常，常与善人。”在老子看来，“道”是天地万物之源，虽不可名状，却可赏罚应时，使善人得福，恶人遭祸。由此，他提出尘世间应遵循“道”的规律，人人向善，善待芸芸众生。以善意对待不善之人，结果也会使他变得善良，社会走向至善。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认为：“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人们可以通过修养得“道”升天，而得道之法即是做善事 老子抨击了当时的苛政，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统治者“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暴政导致了百姓生活的困苦，由此他提出应“损有余而补不足”，学有道的贤者圣人“能有余以奉天下”(《老子)。庄子主张“富而使人分之”(《庄子)，以富济贫，也颇有可取之处 早期道教周穷救急、积善修德的慈善思想 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提出了“太平世道”的理想境界，它要求道众敬奉天地，主张“乐生”、“好善”，通过施爱于他人来寻求长生不老，羽化成仙。天地的一切财物都是天地中和之气所在，不应被私人所独占，由此形成了“乐以养人”、“周穷救急”的慈善观，若“积财亿万，不肯周穷救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 《太平经》的“承负说”也成为后世慈善活动的依据。它认为人的善恶行为不仅会报应自身，而且对后世子孙也有影响。人的今世祸福也都是先人行为的结果，祖宗有过失，子孙也要承负其善恶的报应。如果自身能行大善、积大德，就可避免祖先的余殃，并为后代子孙造福。如果从恶不改，神灵将赏善罚恶，毫厘不爽。善恶相承负的范围是：承负前五代，流及五代。这种思想，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封建社会自有其特殊意义 进入魏晋，包括慈善在内的道教理论得到进一步丰富。葛洪的《抱朴子所有信奉金丹道教的人，都要做到“乐人之吉，愍人之苦”，周穷救急，推己及人，自觉为之，求仙而行“善”。葛洪设计的这些道德行为准则相承日久，至明清之际发展成为影响甚广的功过格 唐宋道教以医济世、善恶报应的慈善思想 唐代道教学者孙思邈认为，医家不仅要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医德，还应当“志存救济”，有慈济救人的普爱之心《(千金要方)。对患者要一视同仁，尽力医治。这种以医济世的慈善思想对后世设立惠民药局、医治所等慈善救济机构与施医给药的善举有重要影响 北宋末年辑录的《太上感应篇》是一部著名的道教劝善书，它宣扬善恶报应，并列出了种种善举恶行作为人们趋善避恶的标准。其善举主要指符合人伦的行为，诸如“积德累功，慈心于物，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等。所谓恶行，主要是“暗侮君亲，慢其先生”等有悖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主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太上感应篇》借助神道说教来扬善止恶，“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并谆谆相诫不要“非义而动，背礼而行”，对注重现世利益、希求福寿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历史上崂山道教慈善的社会实践 道教自古就注重将慈善思想付诸济世救人的实践，崂山道教自然也不例外。历史上，崂山道教慈善的社会实践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及近代，其慈善活动主要包括修建寺观、医疗慈善、救济贫弱、庙产兴学等 修建寺观 崂山道观发展于宋元，兴盛于明，衰落于清，素有“九宫八观七十二庵”之称，是崂山道教发展的重要载体与依托。明中叶以后，随着道教的整体衰微，官方对道教的资助锐减，而道士的自愿捐献和自力更生支撑了崂山道观的发展 建造宫观殿堂是积德行善，可以“令人代代门户高贵，身登天堂，饮食自然，常居无为”。布施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许多崂山道士自愿将自己的金钱捐献出来添买地亩、庙产，或自力更生修建道观。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八十多岁的竹山道人赵友真决心自力更生重建大劳观，道众们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完成了大劳观的重建。至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殿宇倾颓，住持赵宗兰变卖自有庙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