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钗赞 头饰用玉 我们可以说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一个历史时期，像当时人们对于头部饰品点缀有如此的兴趣盎然。相比较男性头饰（主要是发簪类）的传统而言，依托于礼制对女性头饰的制定与改革也乘着时代变革的大潮而来。当然，这不仅是对于女性来说，整个社会礼制的完善以及对于传统与外来文化的继承和改变，可以使我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 （1）玉簪（笄）、钗 “玉钗空中坠，金钿色行一。、介导，后一名称始于东晋： “东晋诸帝冠仪（中略）御府令奉冕、、簪、袞服以授侍中常侍 又因“天子以玉笄，而导亦如之。”可知当时仅有天子簪具才会使用玉料制做（图3-116：1），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东晋时心有异志的桓玄（369—404年），不仅能够肆无忌惮的佩用，并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仍寄希望能以贵重的“玉导”换取自己的生命。 有机宝石是当时簪具的主要原料，其中南方的犀角和热带海洋里的玳瑁最为常见。江西南昌东晋早期“中郎”吴应棺内，出有墨书 “犀导一枚”的木质遣册，可知此时簪以“枚”计数。玳瑁同样也可以制作簪具，南梁的王筠（481—549）在他的《有所思》诗中便有： “徒歌鹿虑剑，空贻玳瑁簪。” 北齐时东安王娄叡墓甬道两侧的壁画中，所立侍者头戴薄纱笼冠，笼冠右插貂尾、左后穿两根涂黑的簪饰，色泽很近似所谓的“犀导”或“玳瑁簪”（ 图3-116：2）；并且类似的簪饰同样可见于北魏的宁懋石室线刻人物的笼冠（图3-116：3），还有高洋的武宁陵的壁画上。绘画材料所表现的黑犀簪的样式多呈细长体，外露一端较长，簪头为弧扁形或开放状扇形，使用时贯于冠后部，洛阳发现的一具升仙石棺上上有此类簪更加细部的使用方式（图3-116：4）。这样形制的簪还在大同方山北魏冯太后永固陵，及以精美壁画闻名于世的邓县画像砖墓里都曾发现过，不过簪具的质地被报告撰写者认为均是骨质。 1 2 3 4 图3-116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簪饰 簪饰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插簪方位逐渐由冠内向冠外转移。很明显，这是为了充分展示簪的装饰性，同时也成为这一时期标榜官阶身份的重要标志。也许是由于南北礼仪冠具的近似性，冠饰簪的形制没有太大的差别。 不同的是《历代帝王图》多幅冕服像中所呈现的簪贯穿于冠顶部，使用方式明显与前面提到的簪相异，且形态也有着显著的不同，帝王们的簪具形象前端为多边方形、后端细长。洛阳发现的一件北魏时期线刻石碑座上，也曾见有这样夸张的簪首。文献中都提到帝王在冠冕时多用“簪导”，或许这种带有着夸张的方体前端的大型簪体，便是印证文献中经常见到的“簪导”，其也可称为“笄导”（图3-117：1）。 1 2 3 图3-117 南北朝时期的簪导 与南方的砖印壁画相比，汉化后的北魏服制则重视石线刻的人物形象。以此线刻人物戴远游冠，由一大方形簪头的簪导将其固定，贯出的一端垂有飘逸自然的青丝緌。依据唐制，推测使用玉簪导的重要场合通常在： “诸祭祀及踐祚、享、遣上、征、至、加元服、元日受朝等 帝王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服则也普遍使用“通天犀”簪导。《搜神记》中便有处于产犀牛热带地区的南州（南海郡一带）向孙权进贡犀簪的记载，故事中的黑犀簪同时也得到了神明的喜爱： “南州人有遣吏献犀簪于孙权者，舟过宫亭庙而乞灵焉。神忽下教曰：‘须汝犀簪。’吏惶遽不敢应。俄而犀簪已前列矣。神复下教曰：‘俟汝至石头城，返汝簪。’吏不得已，遂行，自分失簪，且得死罪。比达石头，忽有大鲤鱼，长三尺，跃入舟。剖之，得簪。 显然不同种类的簪体有着不同的使用方式，所以同画卷的陈宣帝、陈文帝画像中常服所用的仍然是很常见的长锥形白玉簪，且这样的玉簪我们也曾在十六国时期较高等级的墓葬中，如东安王娄睿等墓里发现过（图3-118：1、2）。 1 2 图3-118 玉簪（笄） 图1中簪玉色纯白，玉质晶莹，细腻温润，并抛光晶洁。通体光素，簪体为四棱面长锥形，一端浑圆，一端收尖。1985年，它意外发现于砖瓦厂的取土过程中，因非考古发掘品，所以器物位置大多缺失。在同出的角质印匣中，一枚“凌江将军”铜印，向我们透露了有关墓主身份的重要信息。 我们知道这样黑犀质的笄早在汉代已经普遍使用，并可想象帝王常服用簪与其他等级的贵族所使用的犀簪，从质料上看不会有太多差别。不过南北朝时期随着冠冕种类的复杂化，所配用簪也日趋复杂，但仅限于玉、犀、角、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