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知青 失却在橡胶林里的青春.docVIP

云南知青 失却在橡胶林里的青春《云南省志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安置省内外知识青年。到1972年，先后共接收知青10．40万人，其中来自北京的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1979年，全社会刮起知识青年“回城风”，到1985年，除2252人继续留在农垦系统外，其余全部返回城市 XX年3月，我们选择位于风景秀美之地的景洪农场，作为考察留守知青生存状况的样本。据农场党办介绍，仅景洪农场，当年有8538名知青进驻；现在，仍有XX年的知青生活其中 被遗忘的群落 作为被冷落群体的一员，54岁的张仕良至我们到来时仍显得忿忿然 之前的几天，景洪农场庆祝建场50周年，邀请了曾经在农场支边的100多名北京、上海、重庆、昆明知青，“都是有头有面的人物”；而留在当地的XX年10月，张仕良娶了一个支边老工人的女儿，回上海结婚。从上海返来时，知青们正在闹回城。这关头上，生下儿子张玉铭 张仕良的同事，与他有着同样命运的重庆知青余长芬说，根本就没奢想有能够回城的那一天，“要能确切预知，就不会结婚了” 此前为了回城，知青们也绞尽脑汁：托关系搞假证明；体检时脊背贴上锡箔，X光透视为肺穿孔；喝碘酒，能查出胃溃疡……名堂众多。有的女知青为了一纸调令，甚至以身相许。最后都能走了时，配偶的城市户口和工作却不能解决，于是爱情经受考验――或者背弃当初的承诺，一走了之，或者离婚，或者把孩子转送当地人。张仕良说自己良心好，否则“人生就会多一笔孽债” 1980年代，那时的政策，北京、上海的知青子女，可以有一个在城市落户的指标。张仕良的儿子，1993年便转回上海念中学，由姑妈照看。苏州铁路学校毕业以后，顺利进了上海铁路局，成为一名火车司机，执线上海到蚌埠。提起儿子，工会主席一扫颓气，满脸神采 而重庆知青余长芬，却为儿子的前途忧心忡忡 28岁的邓凌骥，娶了一个漂亮的傣族姑娘，孙女邓馨月的出生，给年轻的奶奶余长芬的退休生活多少带来了些快乐。表面的快乐掩饰不住她的忧虑：这个外表俊朗的儿子，回重庆学过维修，修电视机，修空调器，却不甘心只做一名电工。前年母亲投资，给他买了一辆微型车，跑营运，生性内向不擅揽客，惨淡经营，又一年，把车卖掉。之后，到临近的缅甸赌场酒店上班，月入千元。XX年闹非典，赌场关张，又折回景洪。如今在景洪天城酒店工程部搞维修，才过试用期，每月500元工资。媳妇没工作，闲在家里带孩子 丈夫邓汉义是个厚道人，知青回城时他曾大度建议半岁孩子的母亲，离婚吧――“我不愿意给她负累，让她后悔”。余长芬回重庆工作了一年，放不下心爱的人，又把户口和工作关系迂回农场。“想想回城知青，三十年过去，内退、下岗，日子过得好的也不多”，邓汉义心安理得 当年为了重回云南，余长芬和母亲斗争了很久，母亲认为女儿“简直疯了”，进了城还要回乡下。而余长芬唯一后悔的是，当年在重庆下户口时，不应该下儿子的户籍，作为大城市居民，在重庆学习和就业的机会也许更多一些，不会尴尬如斯 如果不提知青身份，张仕良、余长芬们看起来和当地农民没有任何区别。头上没有了曾经的光环，待遇上也没有任何倾斜，不夸张地说，他们是边疆地区最失落的群体。失落还具体表现在，几年前为争取“退养”闹过上访――与1978年重庆知青丁惠民领导的知青返城大罢了相比，同是争取权利，XX年留守知青们要求退养待遇的行为，显得苍白和无奈 上海知青蒋金龙说，按以前的政策，男有30年工龄，女的25年，就可以退养。“我们都是35年的工龄，可是按农场的规定，都必须干到60岁(女55岁)。”景洪农场党办刘副主任答复记者，知青们说的政策是针对干部的，“农垦系统改革后还没有对此出台新的措施” 上访自然没有结果 3月6日夜，农场天宏酒楼，受邀回版纳庆祝建场五十周年的六个上海闵行区籍知青请蒋金龙们晚宴，算上家属，整整三桌人。畅饮叙旧，很多人喝醉了 老蒋去年查出高血压，早戒了酒，怅然地瞅着一桌的欢欣，郁郁寡欢 闪亮的日子? 57岁的蒋金龙是知青中年纪最大的，1971年来兵团时已在上海农村干了几年农活。他现在的工作是守厂房，相比割胶、制胶，很是清闲，性情敦厚的他说是“领导照顾”，“算是沾了知青身份的光” 百十来号知青子女里，考上大学的毕竟不多，女儿蒋琪璐着实给老蒋长了一把脸。初中时蒋琪璐与余长芬的儿子邓凌骥同学，琪璐争气，上了重点高中，然后去了昆明师范学院就读，邓凌骥高中毕业后待业在家 1990年代前期，留守的知青纷纷把子女转到上海念书，很多跟不上学业，连大学都没考上。老蒋也曾动过这个心思，欲把女儿转到闵行区鲁汇中学，让叔叔们照顾。女儿却不愿离开父母 大学毕业后，蒋琪璐分配到离农场六十公里的小街中学教书，此后成了家。这一下竟打乱了老蒋的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