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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资利益平衡与经济协调发展郭军：市场经济中的劳资利益需要法律来平衡 劳资关系本身是非常不平衡的一种关系。劳动立法背后是劳动关系的平衡，在市场经济形势下需要寻找新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和规范机制，建立有效的法律运行机制。劳动关系是一个整体系统工程，《劳动合同法》不是独立的，而是奠定劳动关系起点的法律制度，与下一步要研究制定的就业促进、劳动标准、集体合同谈判、劳动争议处理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密切关联。由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劳动合同背后隐含着人身属性，在劳动交换的后期过程中合同所规定的劳动关系会变成一种很强的纵向人身隶属关系。因此，劳动关系不能完全视为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纯粹等价有偿交换的民事关系，社会公共部门的介入合情合理 所有这些法律规范的制定，简单到一句话就是：只要规定合理了，劳资关系就稳定了。劳资关系的主体是投资方和劳动者，社会经济组织由这两大要素构成，一个是资本，没人投资就没有劳动关系；一个是劳动，没有劳动者加入也没有企业的运营。这两个方面分别以货币和劳动力及知识产权来投入到生产过程。企业发展要如何平衡两者的利益关系，是需要解决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对于法规合理性的讨论就聚焦在劳资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规定上。通过市场的手段、法律的手段，当然还包括其他的像劳资协商这种机制，找到劳资关系中最大的利益契合点，经济发展就有了一个基本的保障 苏海南：劳动报酬权益与劳资利益分享 中国劳动关系总体现状是劳弱资强，部分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在劳动就业权益、报酬权益、劳动保护权益、社会保险权益四个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低端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另一个是劳动者权益保护存在一定的法律管理真空 目前反映最突出的是劳动报酬权益受损，主要表现在：一是部分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被拖欠或克扣。劳科院的调查显示拖欠克扣工资的平均比例为16％，加班工资不能全额发放或部分领不到的约占49％；二是工资水平增长速度缓慢，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偏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农民工问题调查报告显示，800块钱以下的工资水平占到总数的将近72％。劳动工资研究所分析显示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劳动分配比率，也就是人工成本除以劳动增加值，由1998年的48．5％降到了XX年的36．23％，年均下降了2．5％。这种现状不仅明显侵害了劳动者的权益，使部分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不能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也直接造成了“民工荒”现象，而且不利于启动内需，容易给国际贸易摩擦提供口实 针对劳资关系存在的资强劳弱、部分劳动者权益受损的现状，需要建立解决拖欠克扣工资问题的长效机制，通过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制定供企业参考的行业劳动定额标准，促使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逐步提高 黎建飞：劳动立法当然要保护劳动者利益 要解决劳资利益的失衡问题，首先要厘清法律在平衡利益方面的重要作用。人类平衡自身利益时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自身的力量与资源来获得，另一个是当自身力量不够强大时，通过社会制定法律来帮助实现。因此，法律天然不等于“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法律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平衡器，法律就是一种公平，法律的本质是关注弱者，法律要通过确立规则来帮助弱者获得在社会中的平衡，是以限制强者的权利弥补弱者的不足而滋生于社会的。具体到劳动关系领域，劳动法的使命就是作为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工具而存在，使本不平衡的劳动者利益不致过度受损 我们现阶段的劳动立法，至少从招聘解聘、制定劳动标准、履行劳动安全与卫生标准这三方面合理保障了劳动者利益。在招聘与解雇方面对企业和员工的不同规定就是根据现实中不平等的劳资关系来制定的。因为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经造成双方不平等的谈判地位，如果在这两者之间，法律仍给资方平等的解释权，将会产生动口不平等的后果。同样，在制定劳动标准、履行劳动安全与卫生标准方面，也必须体现法律本身肩负的使命。否则，劳动者由于过度劳动而造成的身体损害将无从得到保护。世界文明进步的经验表明，劳动立法将不断趋于完善以维护劳动者权益，最终促进整体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董保华：劳动立法不应造成新的失衡 目前对建立新型劳资关系缺乏共识，争论的核心是立法平衡点的选择。我国现行的《劳动法》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立法的平衡点基本适当。宏观上规定最低工资，实现底线控制；中观层面通过集体协商调整权利义务关系；微观上用劳动合同调整个别劳动关系。《劳动合同法》完全改变了这种稳定平衡的法律调整模式 新的《劳动合同法》通过提高劳动基准，在宏观层次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这种立法思路造成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平衡点失当，对企业实行宽进严出：《劳动合同法》对招聘机制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严格限制解聘员工对解聘机制造成的巨大冲击，形成了一种“难以解除合同的解雇制度”；对员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