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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德文文献中的中国音乐研究 摘 要：德国是提倡音乐多元化研究和教学最早的国家之一。从十九世纪末期开始，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就进入音乐学者们的视野，从而开启了对非欧音乐进行研究的历史阶段。作为民族音乐学的一个分支――中国音乐的研究大约此时亦开始起步。早期他们主要是收集中国音乐，逐渐地在此基础上涌现出对该领域进行研究的学者。从那时至今，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其研究范围逐步扩大，研究领域逐渐丰富。本文以笔者所见的相关德语文献，就中国音乐研究在德国的缘起、发展及现状做一分析 关键词：民族音乐学；音乐史学；中国音乐研究；戏剧；音乐文献 中图分类号：J605-05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XX年，H.C.布莱斯泰首次在波恩大学举行讲座，开创了音乐学被作为一门学科在大学讲授的开端。德国也是最早对音乐美学、音乐教育学、音响学、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等各子学科研究的国家。大约在十九世纪末期，施皮塔（Spitta）任教柏林大学（1872）期间，除讲授音乐学外，亦开创了其它各子学科的研究，从而形成了“柏林历史乐派”。该派对后世影响很大，许多著名的比较音乐学者、民族音乐学者都与它有联系，比如霍恩波斯特尔（Erich von Hornbostel）、萨克斯（Curt Sachs）、施奈德以及拉赫曼等人就是典型的代表。他们植根于非欧音乐研究，并把该领域的研究拓展到地球各大洲，深化了欧洲人对其它族音乐的认识，从而也导致“以欧洲为中心”的音乐观、理论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德国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基本上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其一，XX年代，是该领域研究的发展期；其三，80年代-至今，则是该领域研究的深化期。这三个阶段，各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所以对中国音乐研究的投入群体，研究视角，深度及广度也不一。总的特点是，在这一百年间里，对中国音乐文化感兴趣的研究基本上都与大学有着紧密之关系。所产生的研究成果与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或是与来自中国的音乐学者不可分割。一般情况是，设有汉学研究所或是设有东亚文化研究中心的大学对中国音乐文化研究的课题涉入较多，比方说波恩大学、科隆大学、海德堡莱大学、哥廷根大学、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等就是如此。除此之外，自上个世纪80年以来，随着中国对外政治开放，中德双方在不同领域展开广泛交流，这也影响到一些新型大学对中国文化及音乐有所关注。这类大学有：布莱梅大学、斯图加特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拜罗伊特大学等。这些大学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一些大学有校际之间的学术交流，随即也涌现出一些音乐学者开始涉入对中国音乐文化感兴趣的课题研究；另一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也包括中国音乐学者有机会出国访问、讲学、留学，对德国这些新型大学的音乐学者们产生积极地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中国音乐研究的雏形期：XX年，该大学心理学教授施通普夫（Carl Stumpf）创建音响档案馆，开始用爱迪生发明的唱筒留声机收录世界各地音乐。据该馆资料显示，当时曾收集过不少中国音乐。其收录者当时都在中国工作，有些是汉学家，有些则是东亚研究学者、天主教神父、解剖学家，或者是在中国考察的德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等 德国柏林音响档案馆最初收藏的中国音乐都是唱筒，所记录的音乐或语言每筒大约只能持续四分钟左右，音槽容易受损，而且也不易保存。根据资料还显示，原始标过号的唱筒曾有425个。之后，1962年和1967年音乐学家曾把这些原始唱筒又转录成盘式磁带，共计219盘。据查，原始唱筒录制的时间大约是1901年至1930年期间。采录地点分别在浙江、山东、河北、四川、云南、广东、上海、北京、内蒙和西藏等地。所录音乐内容有戏曲、曲艺、宗教歌曲、器乐曲和民歌等 就这些资料，当时德国学者曾进行过研究。其一是费舍尔（Erich Fischer）。他曾在《国际音乐学会文集#8226;1909-1910卷》上发表“关于中国音乐研究”一文。他的文章共分两部分：一是中国音乐研究文献概览；二是对唱筒音乐所作的分析研究。该文篇幅不长，但却有开创性的意义，即第一次把录制的音乐结合文字公开发表，让德国人了解了当时的中国音乐。另外的学者主要有罗佛（Berthold Laufer, 1874-1934）和鲍伊斯-雷芒（Marie du Bois-Reymond）。他们分别于1907-1919，1901-1902在上海和北京工作过，曾受施通普夫的助手，著名比较音乐学家霍恩博斯特尔的委托，录制当地的地方音乐、戏曲等。关于录制的音乐，他们作为例子进行一一分析，并以书信的方式与霍恩博斯特尔联系。虽然都是手稿，文字分析也不长，但也有首创性，即第一次以欧洲人的音乐理论模式分析中国地方音乐、介绍其音乐特点。他们的手稿大部分至今仍在柏林博物馆保存 除以上所列情况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