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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状况 ＊早年的沈从文和妻子张兆和过的很幸福， 从《湘行书简》可以看出，在婚后几年的时间里，两人写信以“三三”、“二哥”等亲昵的称呼，让人称羡不已。 　张兆和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沈从文安慰说：“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这期间，沈、张二人忘情地啜饮着爱情的甜酒。然而，曾几何时，这杯甜酒竟变了味，变成了一杯苦涩的酒。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头几年中，他们的爱情经受了考验。 *北京失陷后，沈从文与几位知识分子化装南逃，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留在了北京。我们现在无从知晓，为什么张兆和不随沈从文离开北京？是因为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允许沈从文带家属一块逃走吗？还是因为张兆和压根儿就不愿意跟沈从文一起走？张兆和在信中一再申述自己留在北京的理由是：孩子需要照顾，离开北京不方便；沈从文书信、稿件太多，需要清理、保护；一家人都跟着沈从文，会拖累他的。在《飘零书简》中看得出，二人已经在感情上出现了某些裂痕。 * 沈从文平素不善理财，又在收藏古董、文物上花了不少钱，因而没什么积蓄，一旦战争爆发，生活便紧张起来。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留在北京，生活很困难；沈从文在西南一样拮拘，经常向朋友借钱。于是，类似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就成了张兆和写信的主题之一。她总在信中指责沈从文，说他过去生活太奢侈，不知节俭，“打肿了脸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弄得现在的生活十分紧张。 *　　沈从文则不同。他对现实生活的困难似乎不怎么关心，仍旧沉迷在感情之中——对张兆和的思念、怀疑、惶恐、焦虑，各种感情交织一起。他认为，张兆和有多次离开北京去与他相会的机会，但总是“迁延游移”，故意错过。他怀疑张兆和不爱他，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故设法避开他。他甚至告诉张兆和：她“永远是一个自由人”；如果她在北京有别的相好，或者甚至离开自己，他都不会责怪她；他这样做的理由是：既然爱她，就不应该让她受委屈。 * 在沈从文离开北京之前，两人感情的不和谐音符想必已经出现。在名动一时的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沈从文也是常客之一。当与张兆和在感情上发生纠纷时，沈从文爱向林徽因倾诉他心中的苦恼。 *　　沈从文在感情上孩子式的天真表现，也许令张兆和感到失望，年轻的她不得不像大姐姐一样来应对这个大男人、大作家的絮絮叨叨：“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此后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 *凭目前占有的资料，我们无从了解，沈从文对张兆和的怀疑是否有一定的根据。不管如何，两人在感情上的投入不成比例却是昭然若揭的事实。 *　　人生就是如此。人们常说“强扭的瓜不甜”，爱既失衡，即使结婚了，也不会有长久的幸福生活。据分析，沈、张二人除了婚后短暂几年的和谐生活外，恐怕在大部分时间里，感情生活都是不很理想的。 *　　当然，并不是说张兆和做错了什么。讨论爱与不爱，讨论投入感情的多与寡，是毫无意义的话题。婚姻生活是复杂的，看来很衬的一双，实际上也许过得很不如意，而当两个感情投入比例严重失调的人绑在一起生活时，其质量就更值得怀疑了。 *　　张兆和写于1995年8月的《后记》更是二人感情不和谐的有力证据： *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 *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　　应该说，垂垂老矣的张兆和确是在忏悔，深切地忏悔。她对沈从文理解太少，尤其在建国初年，她的态度对沈从文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满怀热情拥抱新中国的张兆和总是和孩子们一起责备沈从文不积极向上，不向新中国靠拢，使精神失常的沈从文无法从家庭中得到应有的温暖和慰藉。有好几年的时间，沈从文和张兆和住处不在一起。沈从文每晚去张兆和处吃晚饭，并带回第二天早、午的饭食。北京冬天奇冷无比，沈从文不得不一边啃着豆渣、馒头，一边从事学术研究。张兆和并不是很理解沈从文对古董、文物的痴迷。总的来说，作为妻子，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关心和理解是存在欠缺的。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沈从文才被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得一套较好的住房，并备配了汽车和司机，两老才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沈、张的家庭生活到底如何，受沈从文多年亲炙的汪曾祺说过这样一句话：“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家庭，随时都在亲切和谐气氛中。两个儿子，小龙小虎，兄弟怡怡。”照一般人的理解，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汪曾祺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