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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年鉴创新与规范的思考 53 关于年鉴创新与规范的思考 唐剑平 提要：年鉴发展需要创新，但在年鉴编纂中很多进步或成果都不是创新，而是与时俱进、常编常新的。 长期以来。年鉴编纂工作中存在五个认识误区：将年鉴定性为资料工具书，年鉴不是“官书”，年鉴资政、存 史、教化的功能过于陈旧和狭隘，主张创新是年鉴发展的主题，讲年鉴规范就是“千鉴一面”，因此，亟须正本 清源，回到正确的认识上来，年鉴工作才不会走弯路。年鉴规范是基础，人人必须遵守；年鉴创新是提高，不 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年鉴创新必须具备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来自于年鉴理论学习和研究，更来自于年鉴编 纂工作实践，没有年鉴编纂工作实践的创新是空洞的、乏力的。 关键词：年鉴创新年鉴规范认识误区定性定位 创新是人无我有的，具有独特性，并且是有价值的新事物或新思维。任何仅仅利用已有成果 或思维来改变自己的做法都不应称为创新，只是与时俱进而已；任何有悖于常规的做法不能称为 创新。30年来年鉴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这其中不乏有年鉴创新成果，但绝大多数进步是与时 俱进、常编常新的结果。那么在年鉴事业发展中，哪些进步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笔者 不敢妄下结论，需要年鉴界专家同仁认真梳理和鉴别，今后年鉴该如何创新发展值得深入研究和 探讨。笔者要说的是，在年鉴编纂实践中，我们不能把一般意义上的改变和进步统统称为创新， 也不能凡事必讲创新，不要过度强调创新，不要把年鉴创新标签化，因为年鉴创新不是人人都能 做到的。中国的年鉴是怎么来的?“年鉴对中国来说是舶来品”①，年鉴不是“中国造”，地方志 才是“中国造”。因此，年鉴载体是借用国外的，最先编纂年鉴的人就是年鉴载体的发明者，正 因为有了他的创新，才有我们今天如火如荼的年鉴事业。年鉴传人中国，植入了中国文化，尤其 是地方综合性年鉴，这是年鉴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广大年鉴工作者编纂年鉴的根本任务和目标是 不断提高年鉴编纂出版质量，增强年鉴的服务功能，这才是年鉴事业发展的永恒主题，而年鉴创 新、年鉴规范仅仅是提高年鉴编纂出版质量的两个重要手段。此外，提高年鉴编纂出版质量的手 段还有很多，比如工作机制、主编能力、编辑团队、培训学习、经费保障、新工艺和新技术应用 等等。所以，年鉴创新也好，年鉴规范也好，还是其他手段也好，都不能成为年鉴发展的主题， 主题偏离必然会迷失年鉴发展的方向，误导年鉴工作者走弯路。 孙关龙在1999年第七届全国年鉴学术会议上总结到：“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20 年，中国年鉴发展经历了第一次辉煌，主要表现为数量型的增长”，“截至1999年3月，中国有 年鉴1300种，比1980年增加200多倍”，但是年鉴编纂出版质量不容乐观。他提出在2l世纪初 年鉴要从“数量型增长为主”转变为“质量效益型的提高”(2)。进入新世纪10多年来，年鉴编 纂工作中竭力倡导年鉴创新，其中出现不少认识误区，质量效益型的提高仍不尽如人意。 误区一：将年鉴定性为资料性工具书。30年来，年鉴界普遍认为年鉴的性质是资料性工具 书。武星斗在《试论年鉴定义的表述》一文中提出“年鉴不是资料性工具书，而是资料性文 ①②孙关龙：《中国年鉴的现状及当前急迫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年鉴论坛》第l辑。中国林业出版社 2010年版。版本下同。 中国地方志 2011年第12期 献”，理由是“工具书的主要功能是便于读者查考，具有备查性和检索性的特点；文献的主要功 能在于存史性和参照性”①。与《地方志工作条例》把年鉴定义为“年度性资料文献”相一致， 文献比工具书更有内涵、更有深度。长期以来，年鉴界关于年鉴性质问题的认识较为模糊，认为 年鉴的本质属性既具有资料性、年度性、连续性，同时又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记事性、真实 性、统计性、信息性、教育性、新颖性、指南性、便览性、图录性、检索性、工具性等等，“把 年鉴的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混为一谈”②。年鉴的本质属性应该是资料性和年度性。年鉴定性 的不准确，导致年鉴定位失之偏颇，·年鉴理论研究和编纂工作走了弯路。年鉴的主要功能转移， 随之产生一系列认识误区：主张年鉴要进入寻常百姓家、片面追求年鉴的发行量、担忧年鉴缺乏 竞争力等等，这些认识都是不切合年鉴编纂实际的，是对年鉴编纂工作的误导。因此，年鉴界亟 须正本清源，才能保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