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发展及其背景（1957年6月—1965年）（.docVIP

　　江村发展及其背景（1957年6月—1965年）（ 五 1961年3月，吴江总结1958年公社化以来刮共产风的情况，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为了发展公社经济，过高地要求社有经济占社、大队、小队总收入的30％左右，要求公社办工厂，连畜养场地也一定要养二千头大猪。因而，平调大队的土地、劳力、资金、工具、生猪，还拆用了大量民房等。桃源公社，原以万头羊驰名，但县里平调1 300多只羊支援别的公社，公社又从社内大队平调400多只羊到繁殖场，大队又调小队的，以及拿社员的羊灰、羊草不给钱等，以致桃源公社到1960年底只有5 000只羊，减了7000多只羊。还有的公社为了办蚕种场，逼一个自然村的二十户社员搬家，社员在迁走之前，把门窗全部卖掉，含泪而去。 (二)水利上无偿平调器材和劳力，动辄组织大兵团作战，调用非受益单位的民工，有时仅付食费，不付工资，有时什么都不付，要社员自带饭来。又无偿抽调耕牛、农船以及青壮劳动力到菀坪公社低产大队安家落户。但这些2 100个劳动力的年收入低于原有大队，还得由原大队补足等，更加增加了矛盾。又在大搞“丰产方”中大肆平调别地劳力、工具和肥料，并且不顾他人。群众讽刺说，“后进支援先进，标兵队变成调兵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因此，群众劳动时磨洋工，还怕船只被调，将新船沉到河底“藏”起来，称为“潜水艇”，水车破坏更为严重，烧的烧，卖的卖，坏的坏了。 (三)在上述严重情况下，经营管理更加混乱。特别是体制乱变，影响更大。如八都公社大队、小队的体制一年三变，东风大队由历史上不和、穷富悬殊的三个大队合并而成，水稻单产从639斤下降到302斤。又有小队食堂有300多人吃饭。大队、小队干部也随便调动。某大队十三个小队长都不是本地人。有个小队长被调了三次，群众叫他是“三上三下干部”。干部经常调动，抱有临时观点，不负责任，生产就搞不好。 评工记分不合理。一般是干部多记，干部家属多记，社员少记，老实人少记，甚至有些干部不干活，也记工分。有些地区甚至不评工记分，搞什么“民主评议”、“思想分红”，根据所谓“思想好坏”来决定分配。在防止“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借口下，有些公社、大队，随便没收自留地。又在“共产主义”的借口下，随便侵犯社员的生活资料；任意平调社员的房子、桌子、门板、窗柜，以至锅、碗、筷等。有些干部还拿走社员的金首饰，被社员骂为“当官强盗”。还有在没有草烧时，搞“五无一光”，把无盖马桶、无底粪桶、无脚长凳、无把手锅盖、无柄脚桶全部烧光，连祖宗牌位等也一起烧去。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穷村的食堂搞得连买火柴的钱也没有。而旧账一直是只算不兑现。这时在有关材料里进一步讲老实话了。浮夸风主要表现在对1958年、1959年的粮食产量估计过高。1958年水稻原估单产897斤，实为527斤。1959年水稻原估单产970斤，实为594斤。部分社队卖了过头粮，不仅往返运粮浪费劳力、工具，而且分配不落实。1959年全县分配，有139个大队分空29．5万元，有29个大队向公社多交积累20万元，有96个大队欠社员485万元。普遍存在粮食卖过头，口粮吃过头，分配过头，社员用过头。某公社返回口粮300多万斤，分掉20万元公共积累。有的大队上欠公共积累，下欠社员工资，左欠供销部，右欠信用社，背了一身“冤枉债”。而且口粮接不上，夏熟口粮接不上双季稻，双季稻又接不上中稻，中稻又接不上晚稻，晚稻又接不上第二年的夏熟。 有的干部的浮夸已经发展到有意识地欺骗领导，骗取荣誉。有的队将水稻单产598斤虚报为1 042斤，还领取奖金1 200元。有的公社积肥以水河泥当干河泥计算。有的虚报三麦迫肥数。有的为了应付参观，把生猪7千头虚报为1万3千头，甚至还有将水稻单产吹为1万多斤的高产卫星。1959年地委储书记来检查生产，公社书记叫某大队支书把劳力全部集中在公路两边突击，怕人看见，又说见小汽车来就散开。结果来检查生产的同志一打招呼，社员就散开，而且愈打招呼，愈散得快，出足了洋相。不仅农业，工业上也是如此。1960年吴江化工厂上报生产硫化钙3吨，香精8.6吨，产值27万5千元，实际上一斤化工产品没有，一分钱也没有。 1961年在1960年实产基础上，吴江社员基本口粮全年平均380斤。粮食征购的办法是“多产多吃多购，少产少征购，减产少吃少购”。全年任务定到生产队，一次定死，不再变动，夏季预购，秋后结算。蚕桑也包到生产队，先奖励增产部分，超产一斤茧，奖一斤粮。如果还有结余，则60％归生产队，40％归大队统一分配。群众反映，“这个政策比高级社好，高级社时只有多劳多得钱，没有多劳多吃粮，现在多劳多得又多吃，真是从高级社的经验发展起来的。”又说，“任务一定死，心也定了，劲也足了，今年多吃粮食有希望了”，“任务包死，多收一斤就多吃一斤，再搞瞒产私分就没有意思了”。 1961年6月的全县夏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