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思维中的“男权意识”.docVIP

女性思维中的“男权意识” 　　内容摘要：在小说《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的形象不能简简单单的被解读为对男权的反抗和对话语权的争取，她的形象具有另外一层深层内涵。具体来说，李雪莲坚持二十多年的告状，她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洗刷丈夫对自己的污蔑，表面上她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不懈努力，实际上她更深深的陷入男权意识。李雪莲的形象既有对女性思维中的“男权意识”揭示，也有对女性的自我奴化现象深层剖析，以及对权利文化的整体批判和斯德哥尔摩情结现象的深层探究。 　　关键词：李雪莲 “男权意识” 自我奴化 权利文化 斯德哥尔摩情结 　　刘震云作为80年代新写实小说的开拓者和领军人物，他的作品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1987年创作的《塔铺》是他的成名作，之后的作品《新兵连》和《一地鸡毛》以新写实手法写出士兵人生和官场的另一面；90年代以来他的创作转向故乡系列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乡土流传》以及《温故一九四二》《手机》等故乡小说揭示了中国现当代乡村历时的面貌；新世纪以来，他的长篇小说《一腔废话》《一句顶一万句》、《我叫刘跃进》等，写出了当代人生存的悲哀与困境。 　　《我不是潘金?》出版于2012年。2016年9月改编为同名电影上映（冯小刚执导，范冰冰主演），引起强烈反响。小说从李雪连与丈夫秦玉河的假离婚说起。李雪莲意外怀了二胎，为了逃避惩罚，和丈夫假离婚，没想到弄假成真，秦玉河最终和另一个女人结婚。秦玉河不仅不答应复婚，而且还污蔑李雪莲是潘金莲，李雪莲为了洗刷屈辱，证明自己的清白，坚持了二十年告状。李雪莲最终因为秦玉河的死亡而放弃告状。 　　李雪莲坚持二十年上访倔强的给自己正名，她的形象既有对女性思维中的“男权意识”揭示，也有对女性的自我奴化现象深层剖析，以及对权利文化的整体批判和斯德哥尔摩情结现象的深层探究。 　　一.女性思维中的“男权意识” 　　潘金莲是中国古代极具反叛性特征的女性形象之一，她不在乎所谓的封建伦理道德（“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等），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勇于追求自己的情欲，不断挑战封建伦理纲常。在刘震云眼中，李雪莲与潘金莲具有相似性：一方面她们都是反叛者角色，另外一方面她们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不同之处在于，潘金莲所反叛的是封建伦理道德秩序，而李雪莲的叛逆是为了解脱丈夫秦玉河强加给她的冤屈，她坚持二十多年的告状的最终目的就是证明：我不是“潘金莲”，彻底清洗丈夫对他的诽谤。 　　李雪莲的人生价值观和潜意识里：潘金莲是淫荡、恶毒、不守妇道的代名词，潘金莲竟然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武大，又与西门庆风流快活，她完全没有羞耻之心，她是一个有着深重罪孽的女性。李雪莲被丈夫污蔑为潘金莲，于是她想通过告状的方式来证明自己并不是坏女人，但是她的一系列行为却是在男权制社会认证自己的“身份”，李雪莲坚持二十年的告状源于男权社会和男权意识对她的影响和压迫，肉体上的压迫可以反抗，精神上的压迫则根深蒂固。从古至今，男性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几乎各个方面，女性都是处于男性的从属地位，女性在潜移默化中不断的接受男性所规定的道德秩序与伦理准则，因此具有了女性思维中的“男权意识”。在人类主导的社会中，一切政治、经济、宗教、法律、道德等都是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而男性话语又恰恰是社会中的主流。刘震云把李雪莲放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为她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在这个过程中，李雪莲独立人格完全丧失，所有的内心欲望被深深地遗忘，她的生存状态完全受制于男权社会。她蜷缩在男权世界的阴影里，虽然经过几次痛苦的挣扎，但最终还是看不到太阳。传统文化的很多观念禁锢了她的思想，压抑了她的欲望，李雪莲一次次的状告无果，表明了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生存的强大杀伤力。李雪莲告状的最终目的是想成为男权世界观中的完美女性，她就是要维护自己的名誉，捍卫自己的清白，但她的行为不可避免的陷入了男权思维，最终还是深陷男权所设定的牢笼中，她不得不成为社会和男权意识所赋予她的女性角色，成为男人眼中的“女人”，这进而说明她更加的依附于男权。可以说，李雪莲的一生从来就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过自己的生活，因为作为一个女人，她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女性地位，从到至尾被污蔑为“荡妇潘金莲”。李雪莲其实想成为的是男人眼中的好女人，并且这种观念伴随和控制着她的一生。 　　二.自我奴化意识 　　自母系氏族社会解体后，女性主体地位逐渐下降，男性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处于主导地位，女性慢慢成为男性的从属。伴随这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女性屈服于男性权威，结果是：女性的内在主体力量持续变弱，自己的主体意识丧失，渐渐成为男性的附庸，变成男人的奴隶，家庭地位一落千丈，无法摆脱男性的强权压迫。在这部小说中，李雪莲不断受丈夫秦玉河的压迫，不断被奴化，渐渐陷入自我奴化的怪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