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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穆宗草原本位政策辨 发布日期：2016-04-16 原文刊于 林鹄 ——?兼评宋太祖“先南后北”战略 林鹄 ? 内容提要：五代中期，辽朝一度入主中原。穆宗耶律璟即位后，契丹转攻为守。对于辽朝与中原政权关系史上这一关键的转折点，以往研究归因于穆宗所代表的草原本位政策，主要证据是史籍所谓耶律璟“睡王”一称及其“汉地还汉”之言论。本文对穆宗朝政治制度、对外关系及耶律璟个人生活作了系统考辨，指出穆宗朝契丹政权之汉化及部族之农业化均有深入发展，其对外转向稳健，是中原重趋统一之结果，并非出自所谓草原本位政策。历代士人及现代史家对宋太祖“先南后北”战略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正建立在对辽穆宗的错误认识之上。关于辽穆宗史实之澄清，不仅可推进辽朝历史发展整体脉络之理解，且对五代宋初政治硏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辽穆宗，草原本位，睡王，汉地还汉，先南后北 ? 在辽朝与中原政权关系史上，有三个关键的转折点。其一，辽天显十一年（936），辽太宗挥师南下，援立后晋。燕云十六州就此入辽，而中原天子石敬瑭成了契丹的儿皇帝。十余年后，太宗又长驱入汴，亲手灭亡了自己主持缔造的石晋王朝，一度据有中原。这是天显十一年以来局势发展的最高潮。虽然契丹很快退出中原，太宗也在归途中意外病故，但继任者辽世宗仍沿袭太宗的南进政策。天禄五年（951），就在契丹试图再度大举南侵之际，世宗遇弒。穆宗继位后，辽朝大体转为守势。这是第二个转折点。半个世纪多后的澶渊之盟，则是第三个转折点。[①] 关于第一个和第三个转折点，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对第二个转折点，以往研究还不够充分。辽应历九年（959），后周世宗北伐，《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云：“周师下三关、瀛、莫，兵不血刃。述律（辽穆宗耶律璟）闻之，谓其国人曰：‘此本汉地，今以还汉，又何惜耶？’”[②]关于辽穆宗，《欧史》又云：“畋猎好饮酒，不恤国事，每酣饮，自夜至旦，昼则常睡，国人谓之‘睡王’。”[③]陈述先生认为，“汉地还汉”的说法表明，耶律璟“一切反于世宗的主张，趋重保守，对于燕蓟汉地不很重视，不采积极政策”，“睡王”一称，则反映出穆宗“满足于牛马奴隶的享受”，二者都是“草原本位政策”的表现。换言之，主要基于《新五代史》的上引记载，陈先生提出，耶律璟代表了主张草原本位的保守势力，辽朝转趋守势便是穆宗实施草原本位政策的结果。[④] 笔者以为，辽穆宗是否草原本位主义者、契丹因何转攻为守，仍有再加检讨之必要。这两个相关联的问题不仅关涉辽朝与中原政权关系史的整体脉络，还影响到我们对辽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的理解。近年来西方学界割裂中国历史上的北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做法，其直接证据即所谓北族之草原本位思想。[⑤]不仅如此，对耶律璟之认识，于五代宋初政治硏究亦有重大影响。宋太祖赵匡胤“先南后北”策略，北宋时即为人诟病，现代史家则众说纷纭。论者常以周世宗北伐为赵宋之参照，相信辽穆宗不问政事，欲弃汉地。从这一角度而言，探求有关耶律璟之真相，亦有其价值。故笔者不揣浅陋，草成拙文，望方家不吝赐教。 ? 一??穆宗真是草原本位主义者吗？ ——从其内政说起 ? 陈述先生将草原本位政策界定为一个综合概念，“内容很多，如懂汉语不说汉话；朝廷官职重北面；不许契丹人应科举等等。对宋的不积极进攻是一个时期表现的一种倾向”[⑥]。要之，生活方式上、政治制度上、疆域辖境上都以草原为本。不过，所谓“懂汉语不说汉话”，是史籍中关于阿保机的记载，[⑦]契丹人不能应科举则发生在辽朝后期。[⑧]就穆宗而言，陈先生提供的证据，仅限于生活方式（“睡王”）及疆域辖境（“汉地还汉”）二者。但就统治者而言，最能说明其政策倾向的，恰恰是其政权的制度建设。因此，本节先论穆宗朝之内政。耶律璟若确持草原本位政见，制度沿革上当有反映。事实则不然。 据《辽史·穆宗纪》，应历元年（951）九月丁卯，“（穆宗）即皇帝位”；十一月乙亥，“诏朝会依嗣圣皇帝故事，用汉礼”?[⑨]。《仪卫志》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载：“（大同元年）三月，（太宗）将幸中京镇阳，诏收卤簿法物，委所司押领先往。未几镇阳入汉，卤簿法物随世宗归于上京。……太宗崩，世宗即位，卤簿法物备而不御。穆宗应历元年，诏朝会依嗣圣皇帝故事，用汉礼。”[⑩]也就是说，穆宗即位伊始，就宣布在朝廷上使用太宗掠自后晋的中原礼器。无独有偶，应历三年（953）二月辛亥，“诏用嗣圣皇帝旧玺”?[11]。《仪卫志》曰：“玉印，太宗破晋北归，得于汴宫，藏随驾库。穆宗应历二年，诏用太宗旧宝。”[12]那么，这一旧玺也来自后晋。很难想象，如果耶律璟乃草原本位主义者，他会有上述举动。 与此相应，穆宗朝制度上的汉化较太宗世宗朝更有所推进。首先，穆宗仿效后周，置殿前都点检。《耶律夷腊葛传》云：“本宫分人检校太师合鲁之子。应历初，以父任入侍。数岁，始为殿前都点检。时上新即位，疑诸王有异志，引夷腊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