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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刑事立法公正性的的调查报告 古今中外人们普遍追求司法的公正，作为刑事法律过程中的最基本的前提--刑事立法也同样要求做到刑事立法的公正性，之前我们在论文中已经提到要实现刑事立法的公正性，必须要实现公正性与立法的平等，必须实现公正性与立法的正当，然而平等与正当作为历史上人们一直追求的权利，已经有了很悠久的发展，但是直至今日，它们仍在发展，我现在在法院已经工作了一段时间，对于法院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坚持刑事证据立法的公正性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我也通过走访、集体座谈、与个别领导或同事进行深层访谈、问卷调查、等形式，并通过搜集大量相关的数据和资料，目前，比较深入的了解了我国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坚持刑事立法公正性的情况。现在写出一些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调查报告如下： 在现代的法制社会中，要实现立法的平等与正当，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实现刑事法律实体的平等与正当，说到实体的立法的公正，我们就必须提到刑事立法证据的公正性。在刑事证据立法，尤其在刑事案件的取证、举证、质证、认证程序中若不坚持公正性，就可能造成错判或放纵罪犯或者罪刑不适应。如果在严打中剥夺被告人的辩护权，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会造成一些冤假错案。在刑事证据立法中不坚持公正性，刑事法律就会失去人们的尊重和信任，无法实现其维护国家利益、被害人利益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的双重任务。所以，公正是刑事证据立法的灵魂。 一、刑事立法证据过程中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刑事立法证据过程中的问题 证据排除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立法对非法取证行为基本持否定态度。刑诉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虽然刑法规定了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一些基层公安干警政治素质低、业务水平差，刑讯逼供现象时有发生，对于由此产生的证据的使用，在庭审认证中法官陷入两难境地。除一些办案人员素质低、法制观念差以外，我们认为，我国法律缺乏明确的证据排除规则是最主要的原因。 刑事鉴定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目前尚无独立于公、检、法、司机关之外专门的鉴定机构体系，公、检、法、司内部各设有一定数量的司法鉴定机构。由于没有全社会统一、完善的鉴定人资格的申请、审查、考评、授予制度，这些机构所属鉴定人的水平也良莠不齐。受本系统各自规定的约束，加之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公、检、法三机关甚至各自上下级机关之间鉴定也时常发生矛盾。“自侦自鉴”、“自审自鉴”的现象，造成公众对鉴定结论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心理。究其原因，主要是全国没有统一、规范的刑事乃至司法鉴定的法律。刑诉法对鉴定只设置了四条规定，不仅对许多与鉴定有关的重要问题未作规定，而且条文中若干用语含混不清，模棱两可，从某种意义上说，刑事鉴定结论作为一种重要的刑事证据，仍处于“无法可依”的局面。 在认定证据不足方面存在的问题。刑诉法一百六十二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做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第一百八十九条规定“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证据不足”，往往因理解、认识不一而影响案件的及时处理。一是人民法院认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则作出“无罪判决”，而有的检察机关甚至党委、人大的认识则与此相悖，造成法院判无罪，检察抗诉，或者党委指示复查，人大个案要监督；二是因为上级法院以此理由发还、改判，下级法院却不能接受，造成上下级法院对“证据不足”理解不一。 （二）刑事证据立法公正性的问题的改进措施 在刑事案件的取证中。首先，应从立法上保障辩方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我国现行刑诉法中只规定律师的帮助权，律师不得以辩护人的身份调查取证，再加上辩方取证手段相对较弱，从而造成控辩双方在取证上的不平等。所以为了贯彻公正原则，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应从立法上保障辩方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其次，应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的在场权。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并且在询问笔录上签字，从而大大减少讯问中的刑讯逼供，并保障口供的真实性。应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如律师24小时的值班制、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制度，从而保障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有律师在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在刑事案件的举证中。首先，应明确控辩双方不同的举证责任，对控辩双方进行举证指导。一般情况下，控方负有证明被告人有罪和罪行轻重的责任，而且控方所提的证明被告有罪的证据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辩方对某些案件事实也负有一定证明责任，如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