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税法制度..docVIP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 - 简介 中国历代王朝为巩固国家政权而向人民征课财物、调用劳动力的制度。赋,原指军事上车马军需的征调,后指对土地的课税，即田赋，有时还包括人头税和资产税。役，亦称徭役，即在统治者强迫下，平民从事的无偿劳动，包括力役、杂役和军役。[1] 中国古代赋役制度 - 发展历史 先秦两汉时期 古代役重于赋。《诗经》中不少篇章反映人民被迫服役的怨忿；《春秋》中有许多关于役民筑城的记载，特别是各国互相攻伐，军役更为频繁；《周礼·大司徒》篇中规定各级地方官有召民应役的职责,为此应经常保持户口及马牛车辆等的实况登记,征调时贵者、贤能者及服公事者均免役。春秋时期，土地私有制逐渐形成，国家对土地的粟米之征为“什一”（收获量的1/10）。春秋前期，管仲曾建议齐国试行“相地而衰征”（按土地差别征税）;春秋后期,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 594）实行“初税亩”即按平均产量规定一亩的税率，以后成为以收益为基础的田赋税制。 秦统一中国后，修阿房宫，建骊山，筑长城，戍五岭，徭役极为苛重，激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汉初采行与民休息政策，田租的征课，由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但徭役仍沿秦制，男丁每年在郡县服役一月（更役）之外，尚有正卒（到国都服役）和戍卒（往边境屯戍）的服役，不服役的纳钱代役，称为更赋。此外还课人头税:未成年男女纳口赋,成年男女纳算赋。汉初推行役政，有所谓“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的说法，事实上，皇族、官吏以及因军功、纳粟而受爵赏的早已享有复免本人终身并家族、子孙长期免役的优遇，于是，徭役负担集中在平民身上。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时期，曹魏行屯田制，屯田客向国家交纳很重的屯租。除屯田外，一般编户则交纳田租、户调，田租每亩四升，户调每户绢二匹、绵二斤。至于役，则豪族拥有佃客,国家无从向之征调；反之,平民被强征兵役和其他服役，无一定制度可言。 西晋实行占田制和户调制，平民一户男女丁二人可占田百亩,其中70亩为课田，据以课税。贵族的占田,则第一品可达50顷，递降至九品可占10顷。事实上平民的占田额没有保证,贵族的占田额却难以限制,平民苦于无一定法度的徭役,贵族则除本身免役外,还可荫庇若干客户。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田租、户调甚为混乱，兵役杂役尤极苛重。为制止户口大量逃亡，南方实行“土断”,限定流民于所在地区落籍；北方实行“括户”,从大户荫庇之下夺回一部分编户。但都不能改变民户因重役而逃亡的严重危机。 隋唐时期 唐代前期，采用北魏至隋代已试行的均田制，在每丁受田百亩的基础上，实行租庸调法。租和调为三国以来田租、户调的演进，庸则为役的绢、布交纳。同时，实行府兵制，减除了征调兵役的威胁。但均田制亦如西晋占田制，规定王公以下各品官的永业田比平民的永业田多至十倍数十倍；加以豪强兼并，后来农民得不到授田，均田制名存实亡，从而租庸调法也不能继续下去。至唐代中期德宗建中元年 （780）改行两税法。两税为地税按亩征粮，户税按每户财产征钱，各于夏秋两季征收，较能适应纳税能力。但以后地方政府因军政支出浩繁，对两税增添课额，加上各项徭役的派征，人民负担日重，民户大量逃亡，加速了唐王朝的崩溃。 　 宋代 宋代田赋的征课只以田亩为对象，取消了唐代两税中以家资为依据的户税，加重了亩税的负荷。此时所谓两税仅指夏税（钱）、秋粮（米）的征收而言了。但除此之外，有些地区另按人丁收纳“身丁钱米”，回到了人头税的性质。州县地方又按民户资产分列户等以轮派各种名目的职役。在各种职役中，“衙前”（主管官物）、“里正”（督课赋税）两种责任甚重，一般以上户充役，多致倾家荡产。其他各项杂役也使民户苦累不堪。终宋之世，由差役（各户轮流应役）改为募役（各户出钱雇人应役），募役又改为差役或差役、募役兼行，或行助役（以钱津贴应役者）、义役（各户出钱买田以供应役者），改来改去，负担无法减轻。同时，田赋加重，隐田漏税现象严重，官府实行丈量土地，弊端不少，地主们借机极力反对。这样，赋和役日益重压，逃亡问题又复严重。 元代?　元代赋役更为复杂。在中原地区，属于赋系统的为“税粮”，属于役系统的为“科差”。税粮既有亩税（每亩三至五升），又有丁税（每丁一石）。科差既按户纳丝料（二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给领主），又按户征包银（每户四两）和俸钞（每户一两）。在江南地区，则大体上仍沿宋代两税之制，夏税输棉、丝等物，秋税输粟及一部分折钞。此外，仍有各种杂役苛派。总的来说，元代的赋役负担较宋代尤为沉重。 明代 明代，赋役制度有所改进。赋的方面，在土地丈量基础上，建立了黄册（记载户口、土地）和鱼鳞册（见彩图）（绘制田丘形状）相配合的户籍地籍制。两税夏麦秋粮,带征丝、棉织品,由粮长负责催征税粮，减少胥吏的作弊。后来粮长权势渐大，明王朝采取了限制任期或一粮区内数人轮充粮长的办法。役的方面，里甲、均徭、杂泛三类差役原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