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基层文化工作的历史与现状.docVIP

部队基层文化工作的历史和现状 解放前我军的基层文化工作 红军时期：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主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在设置的35项课程中，就包括唱革命歌曲、画革命画这两项课程。1929年12月，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要“以大队为单位在士兵会内建立俱乐部”；政治机关要负责征集、编印“革命歌谣”、“革命故事”、“革命歌”“画报”、“壁报”等，发给部队，进行文艺宣传；各部队要开展“游戏”、“音乐”“花鼓调和旧剧”、“打足球”“武术”等文体活动。 这个时期，部队的歌咏和戏剧尤为活跃。当时的流行歌曲有“八月桂花遍地开”、《婚姻自由歌》、《送郎当红军》等。最受军民欢迎的是《红军纪律歌》（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红军战士们从出操、上课，到行军、走路都有歌声。戏剧方面，最初盛行的是花鼓戏等地方戏曲。之后，区别于旧戏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文明戏”（即话剧）在红军中兴起。红军部队先后编演的《土豪收债》、《广州暴动》、《活捉敌师长》等话剧得到军民的热烈欢迎。 这个时期，连队基层的俱乐部或“列宁室”，是红军中的业余学校。不管工作多么紧张，环境多么艰苦，文艺晚会经常召开。连队指导员差不多都会教歌、打拍子。每逢革命节日或打了胜仗，一般总要开纪念会或祝捷会，同时总要召开文艺晚会。行军途中，连队俱乐部主任背着书包走在队列中，边走边讲，给战士们介绍书报内容。到了驻地后，就串班，把书报送到战士手中。红军部队尽管物质生活极端艰苦，但大家充满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与文化工作开展得活跃是分不开的。 抗日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这一时期，许多文学家、艺术家抱着献身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崇高愿望，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以及华北、华东抗日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的部队里，同部队原有的文艺工作者一起开展革命文化活动，使文艺队伍更加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军（纵队）以上单位专业文艺团就有90多个，各师也有文工队，总数在10万人以上。创作的作品数量增多，艺术质量有了提高。像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张光年词），《在大别山上》（桂清声词），贺绿汀的《游击队歌》，郑律成的《八路军进行曲》（张松如词），何士德的《新四军军歌》（陈毅词），吕骥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等等，都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革命斗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下，又产生了《白毛女》、《兄妹开荒》、《刘胡兰》等一系列表现新人物、新境界的好作品。这个时期，还造就了一大批文艺人才。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次年冬就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接着，1938年创办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和部队艺术学校；各战区也相继创办了鲁迅艺术分校。这个时期，部队基层文化工作更加活跃了。每个连设有俱乐部，并专设一名文化教员，既教战士学文化，又具体负责教歌等。部队走到哪里，就把革命歌声带到哪里。连队还经常举办文艺晚会，有时还同根据地解放区的学校师生和村剧团共同举行文艺晚会。那时乐器较少，文艺骨干就用弹壳、钢钎、锯条、酒瓶、饭碗、镐锹当乐器，演奏出不少动听的乐曲。 建国以来我军的文化工作 全国解放以后，我军的文化工作组织健全，活动开展得很红火。五十年代初期，总政治部提出文艺工作要“面向连队，为兵服务”。团政治处设俱乐部，师政治部设文化科，军政治部设文化处，军师都有文工团队，军区、军兵种有文化部和文工团，连队有俱乐部组织。1952年举行了全军第一届专业和业余文化会演和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文革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文化工作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许多文学艺术家惨遭迫害，基层群众性文化活动被任意砍杀，很多连队歌声也听不到了，文艺读物也没有了。林彪、“四人帮”被粉碎后，部队文化工作重获新生，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军文化工作有了迅速的发展。 1978年，中央军委在《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中明确指出，部队文化工作就是要活跃连队生活，鼓舞士气，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并提出要“加强俱乐部建设，广泛开展多种多样的群众文艺、体育活动，做到处处有歌声，人人搞体育，节日有晚会，假日有活动。”各部队都以军委提出的“四句话”为主要内容大力开展各项文化活动。1982年，总政推广了某军普遍兴办连队俱乐部的经验，使基层文化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世纪初年，全军和武警部队落实总政、总后《关于进一步加强军队文化建设的意见》，基层文化建设驶上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旅团文化活动中心和基层连队俱乐部的“硬件”建设明显改观。不少单位的数字网络、闭路电视演播系统、大屏幕电视、“连队影院”系统多媒体高档音像设备，走到基层官兵身边；为部队在野战条件下开展教育鼓动、战地宣传和文化活动特制的“野战宣传文化专用车”也已投入使用。 全军部队在坚持经常、提高质量上下功夫，广泛开展了读书、歌咏、演唱、影视欣赏等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参加全国第11届“群星奖”评比决赛，获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