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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府职能理论评述 作者：王海钰 转自： 在海南中改院以公共服务为内容的国际研讨会上纵观国内外专家的发言，第一个鲜明的特点是研究的主题越来越接近政策操作层面；第二是把政府作为公共品的服务主体来认识；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认识，它一反传统的阶级社会观中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认识。就政府机构而言，是一个公共品的提供者那么接下来就是谁是直接的提供者？或者说直接的执行者？执行方式如何制定，它与执行效果的关系如何？第三个特点是，作为公共品服务机构的政府必须通过政府体制改革来实现，也就是说政府体制改革目标必须是建立一个有责任的政府。政府机构组织模式的设置必须能够推动其责任的落实。虽然专家们围绕上面三个主题进行了热烈的发言，但理论上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政府职能理论上的一般性与中国的具体性的关系基本上没有提及二是中国政府在组织模式上有什么特点？这种特点与西方国家的政府组织模式有什么不同？产生这些不同的原因是什么？三是专家们都认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必须稳定化。问题是财政收入支出上稳定性的理论根据是什么？换句话说相对“公共服务”为主体的政府与“以阶级统治”为主体的政府的体制应该有何不同？本文就这三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供专家们参考。（一） 政府职能的确立来源于社会认识上的意识形态在研讨会上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赞成迟福林院长提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府职能的思想。然而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一个模糊的观念。问题就出在人类阶级社会观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上。“公共品服务均等化”概念属于生存权利平衡最大化的人类经济制度社会观或者说是权利社会观中的概念。所谓“公共品均等化”就是在主观上不存在对人的等级化，诸如农民与市民、体制内与体制外等供给公共品的歧视性供给。所以“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的表达鲜明而准确。但阶级社会观对这一概念确实非常模糊的。问题出在阶级社会观在思想理论上对劳动力价值、人力资本价值的不理解。比如说劳动力价值可以通过市场契约来分配。但人力资本价值必须通过政府权力来分配。他们更不理解社会财富的积累、企业资产的增长都是人力资本积累过程的表达。但是具体到某个人对社会财富的积累、对企业资产的积累作出了多大贡献，这是一个无法量化的事情。科学社会主义者认为就是按人头来平均分配。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货币上的补助必须有政府权力平均化，相等化进行供给。而封建社会主义者没有这种理论观念。对“公共服务均等化”概念模糊者，都是大脑里没有社会财富的积累、企业资产的积累来源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一思想，也就没有“积累增值的一部分必须通过权力反还给具体劳动者”国民每个人，这一理论观念。正是这种理论观念的缺乏导致我国现有政府体制组织模式的形成。因此可以说政府机构组织模式与社会认识上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假设把人类经济制度社会上的政府机构组织模式分为三：一是科层化模式，二是分权制衡模式。三是分工协作模式等的话相对正好是人类阶级斗争观、人类阶级平衡观，人类经济制度社会观。正是这种社会意识观念的不一样才有了人类经济制度社会中政府组织模式的不同，相应的是政府机构体制职能功能的不同。众所周知，目前的政府组织模式是科层化组织模式（经济制度社会观称为君主制权利管理模式）因此导致行政效率底下，贫富差别扩大，社会矛盾增加，威胁社会稳定。所以政府体制改革势在必行。问题是我们面临着两个选择：分权制衡模式和分工协作模式。所谓分权制衡模式就是西方国家的政府体制。如果没有新的社会意识形态改革的外部性动力，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必然是以“分权制衡”模式为参照系的道路改革。即自发性的进入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这是一个共产党下台的道路。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证明了这一点）。所谓分工协作模式，指政府机构组织不仅是在一个层次内实行“立法，执法，司法”的分工来行使权力，而且在层次之间同样是立法、执法、司法等的分工协作来行使权力。我们认为，主张走“分权制衡”政府机构组织模式者认识不到中国的具体情况与西方国家的具体情况本质上的差别，或者说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用阶级社会观来看，西方国家300年来的第一矛盾是资本与劳动的斗争或者说是资本家与无产者的矛盾为第一矛盾。在中国它不是第一矛盾。官僚资本与劳动平民的斗争性为第一矛盾，或者说是特权腐败者与市民小生产者的矛盾为第一性。这种主要矛盾的不一样，走向贫困的对象也就不同。前者是无产者工人走向贫困化。通过政府分权制衡组织模式可以遏制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的增加。后者是农民走向贫困化。对农民的剥夺不是一般性资本而是权利等级化管理制度，是光明正大的税收、收费、要素价格上剪刀差，也就是通过财政权力分配机制完成的。就目前的经济理论来说，大部分学者不知道“行政管理劳动价值有多大”“生产管理劳动价值有多大”的知识，所以也就不知道政府官员的剥削率是多少。所以分权制衡政府组织模式阻止不了政府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