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育权冲突理论为基础探寻夫妻间生育权的共有属性.docVIP

　　以生育权冲突理论为基础探寻夫妻间生育权的共有属性 关键词: 生育权 生育权冲突 夫妻共同生育行为 共同共有 内容提要: 许多人认为，《婚姻法解释(三)》第九条的内容表明，男方生育权受到侵害，法律不再进行有效的保护和救济。但是，以“生育权冲突”理论为起点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夫妻之间与生育有关的利益矛盾实际上是配偶生育权内部两个生育意思表示的直接对抗，上述观点从根本上违背了生育权基本的主体结构。夫妻共同的生育行为之上只能存在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生育权，而配偶之间以共同共有的关系享有并支配该权利。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院于2011年7月4日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因第九条所引发的争议在理论分歧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该条规定:“夫以妻擅自中止妊娠侵犯其生育权为由请求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双方因是否生育发生纠纷，致使感情确已破裂，一方请求离婚的，人民法院经调解无效，应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五)项的规定处理。” 许多民众甚至学者在看到该条文的第一反应是——“《婚姻法》自此不再保护男性的生育权”。单纯从结果来分析，产生这一结论在逻辑上是十分通顺的:如果妻子在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自行决定二人的子女是否可以出生，那么丈夫生育子女的权利就遭到了侵犯;但是，这种侵犯后果法律却明确地表示不进行救济，那也就意味着授予男性生育权的法律变成了一纸空文。[1] 按照很多学者的理解，这一条文存在的逻辑前提是生育权本身存在冲突，而该前提只是“生育权冲突”这一法律上客观存在的事实状态的一种外在表现而已，如果根据理论上的类型化分类，可以归于“生育权同质冲突”当中的“配偶间生育权冲突”。[2]以这一理论为根据，民众对本条解释的态度各不相同。有的观点认为，我国曾经立法提出男性也具有生育权是立法的重大进步，新的司法解释严重阻碍了法律的发展，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有的观点则认为，面对生育权原本就具有的冲突状态，法律规范对这一矛盾的调整方法和化解效果应当根据立法者的宏观立场和价值取向进行选择，只不过在本条解释中，解释的制定者更注重保护女方的权利罢了。尽管表达的情绪有所区别，但上述观点所坚持的理论却是一致的——夫妻二人都享有生育权，二者的生育权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出现对抗状态。 对于第九条“权利不救济”的做法是否合理，笔者先不进行评价。因为对于本条会造成“男方生育权受侵犯”的观点，笔者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在出现了妻子要求中止妊娠而丈夫不同意终止妊娠的情况下，如果不支持男方的损害赔偿请求就被理解为法律“伙同”女方侵犯了男方的生育权，那么假如支持了男方的请求岂不意味着法律成为了侵犯女方生育权[3]的“帮凶”?由此形成的状态是:法律首先不能消极地不作为，但无论作为是表现出怎样的态度，必然会有一方的生育权遭到侵害。夫妻间存在矛盾的前提当然不能视为法律出现尴尬状态的成因，而使法律规范陷入二难处境，则是配偶间生育权冲突理论重大的逻辑漏洞，也是生育权冲突体系无法逾越的现实障碍。因此，对于本条解释而言，我们在对其价值取向和具体手段的合理性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首先应当讨论的不是生育权是否受到侵害的问题，而是配偶之间的生育权究竟如何设定的问题。而要对其进行系统梳理，则要从生育权的基本概念谈起。 二、生育权的基本内涵及内容 (一)生育权的概念和性质 在社会学范畴内，“生育”的内涵囊括了求偶、结婚、生殖以及抚育等各种人类活动。作为人类延续、社会发展的基础，生育这一人类自身的繁衍活动被恩格斯看作是社会生产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4]在这一层面上，生育属于恒久的人类活动，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发展进程。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演进，生育在人类社会的角色定位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下，生育从原始社会的既非权利也非义务的自然阶段，发展到受社会强制的义务阶段，并进而走向了由自然人自己意愿所决定的权利阶段。[5] 由此可见，尽管生育在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都是社会生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生育权的概念却只有在生育从义务性向权利性转化完成之后才可能出现，并从这时开始让生育正式成为由法律授权并保护、由个人自由支配的自然人利益。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尽管在现代社会生育行为表现形态的复杂性等因素使得我们很难用简短的语言全面概括生育和生育权的全部内涵，但以法律授权和权利行使为核心，我们可以将生育权定义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公民基于合法婚姻而享有的决定是否生育子女以及如何生育子女的自由”[6]或“个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主决定生育或不生育子女的权利”。[7] 于是，作为自然人的一项民事权利，生育权以其鲜明的特点而具有明确的权利类型归属，并具备以下显著的性质和特征: (1)生育权在本质上是一项绝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