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的摩案及思考.docVIP

　　巴尔的摩案及思考 【内容提要】巴尔的摩案是美国科学界发生的与科学不端行为有关的一个著名案例。在长达十年之久的审查及定案中不仅涉及面广，而且还惊动了政府部门和经济情报局，由此也引发了科学界对政府参与的种种看法。调查科学不端行为的机构ORI也因在这项案件调查中的失败而面临种种困境。 本文对这一案件的经过作了描述，并就其中有关的争论和思考提出了看法。 【关键词】巴尔的摩案/争论/思考 【正文】 科学史上最令人伤心的悲剧可以说是轰动科学界的“巴尔的摩　（Baltimore）案”。从1986至1996年，长达十年之久才得以解决， 甚至美国国会也卷入了这一案件的审查，给有关人员和部门带来了经济和精神上的损失。从整个案件几经反复及最后的澄清，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认识，而其中的问题和教训又值得我们深思并引以为戒。 　　　　1.十年之争的“巴尔的摩”案 “巴尔的摩”案起因于1986年美国《Cell》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目为“在含重排Mu重链基因的转基因小鼠中内源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程式的改变”的文章[1]。 论文的学术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新发现：小鼠自身的抗体基因在导入的外源体基因的影响下，会效法外源基因已重排的结构进行表达。该文署名为Imanishi—Kari、David　Baltimore等四人。该论文发表一月后，即1986年5月， Imanishi—Kari实验室的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OToole偶然查看了Kari的实验笔记， 发现论文中的一些数据与试验数据不符， 甚至有些关键性试验根本就不曾做过[2]。OToole于是向正准备聘用Kari的Tufts大学提出疑问， Tufts大学组织了以生物学家Henry IT又让Eisen教授对此事件进行审查。Tufts大学和MIT的审查结论是：论文中可能存在一些小错误但没有作伪迹象[3]。OToole认为，既然发表的论文有不正确之处，编辑部应该撤消论文。但论文之一，1974年曾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　当时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的Baltimore认为，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拒绝撤回论文。尽管Baltimore 自己从没有被指控有不端行为，但他对Kari的竭力保护使该案件变成了众所周知的“Baltimore案”。 esimann和血清学家John　Pahlberg 三人组成的调查小组。 ORI小组成员花费两年时间对Baltimore案件进行再研究 ，得出与ORI 在1991年3月的草案报告相类似的结论：“Kari 不仅在报告结果的关键部分作伪，而且伪造支持他最初结论的数据”。ORI 的结论主要来自经济情报局的分析结果，经济情报局对Kari实验报告用纸的颜色、笔迹、打印铅字及墨水类型等作了全面的法学分析，结论认为：其中一些数据产生于实验以前，一些数据又是实验后补充的，也即认为数据产生时间和实验实施时间不一致[13]。但经济情报局随即又宣称，他们在分析此类复杂案件时，没有任何先前的经验可资借鉴。ORI 又进一步作了统计分析，发现Kari的实验数据缺乏随机性，因而认为存在欺骗倾向。ORI 又认为Kari为掩盖她的作假行为还编造了一些数据[14]。基于这种认识，1994年HHS决定对Kari处以处罚，其中最严厉的是Kari 十年内不得接受联邦政府的基金资助[15]。 事件至此远未结束。处罚决定宣布后，Kari告诉《Science 》杂志说，她没有篡改实验结果，她实验室的任何人都没有这种行为。并申请上诉，聘请Joseph Onek为律师。案件由HHS派出三人申诉小组继续调查， 调查的重点放在美国经济情报局所获得的法学证据上， 这些证据是ORI指控Kari有不端行为的主要依据。1995年夏天， 申诉调查小组进行一次为期六周的听证会，翻阅了数千份的声明，研究了前几次的调查记录。并给予Kari第一次面陈和盘问起诉者的机会。审讯程序的重点放在1986年《Cell》论文上。审查人员第五次对这些数据进行审查。这次接受Kari上诉并负责调查的是HHS的两个律师 Cecilia Sparks　Ford 、 Judith　Ballard，以及血清学家Julius Youger（他是Pittsburgh医学院的荣誉教授）。Kari曾声称她是1985年6月做的实验，但ORI根据经济情报局的法学报告指出，Kari用一个以前实验用过的防辐射磁带来伪造结果。ORI还强调，磁带与别的笔记在颜色、 字体和从别的研究员1981年和1982年笔记中的磁带墨迹不相一致。而申诉调查小组在调查中就漠视这种巧合，认为诸如此类的ORI分析结果是“毫无意义”的， 而且指出研究人员可能已经更换了打印色带，而经济情报局在分析时有可能没有预料到这些情况[16]。此外，在审阅了Kari的实验室笔记上的数据后，申诉调查小组还认为，ORI 没有从别的研究员那儿检查充分的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