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论证.docVIP

　　束星北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论证 摘要: 束星北(1907-1983)教授为我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在上世纪30-50年代期间，他对相对论和统一场论作出过创造性的重要贡献。在1927-1928年中，他曾是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之事，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本文依据文献资料，特别是对束星北于1943年给爱因斯坦的信作了详细的分析，全面地论证了研究助手之事的确实性。 关键词： 爱因斯坦，束星北，王淦昌，许良英 2005年是国际物理年，这是2004年联合国第58届大会决定的；用如此的方式以一门学科命名世界年，在联合国历史中还是第一次。这是为了纪念爱因斯坦1905年发表划时代的学术论文的100周年和纪念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 对于中国人，当然很想知道与爱因斯坦直接有关的人和事。例如，周培源于1936年至1937年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参加过爱因斯坦主持的相对论讨论班，广泛传为佳话[1－3]。但是，对于束星北于1927年至1928年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事，知者并不多，个别人还坚决认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对此，本文作一专门的探讨与论证。 1 束星北的自述 1979年3月9日，束星北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文中叙述1927年束星北去见爱因斯坦的事。束回忆说[4－5]： “在谈完学术问题后，我就向爱因斯坦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在他这里学习。爱因斯坦表示，这里也没有什么好学的，但他还是热情地帮我弄到了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每月一百二十马克的薪水，由柏林大学发给。就这样，我开始了在爱因斯坦研究室的工作。 在这以后的时间里，我主要是继续研究我感兴趣的问题，向爱因斯坦请教。当时，我对四维时空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就这个问题，我同爱因斯坦讨论了几次。每一次他都进行耐心而详细的解释。爱因斯坦叫我确认，因果律不能颠倒，时间不能倒回去，将来不能影响到现在。” 束的此文是怎样发表的呢？ 1979年3月14日是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在我国酝釀纪念活动中，时任《光明日报》科学副刊组长的金涛，获知束星北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信息，即嘱该报记者宫苏艺去找束星北，向他约稿。 为此，宫从北京来到束当时工作所在地青岛李村，于1979年2月22日和23日访问束二次。当时是束已为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长曾荣盛情邀到该所从事海洋动力学研究的第二年，束正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为‘动力海洋学进修班’讲多门培训课，工作十分繁忙。 宫向束说明来意后，束即确认曾是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并告知宫这不是正式的研究助手，而是临时的研究助手。当宫向束约稿时，束说：太忙，没有时间写。宫表示可按束的口述内容，由其起草，再由束修改后定稿。束文即由此而来。 由此可知：束文完全不是束主动要写的，而是宫发挥记者的敏感性、积极性和责任心而促成的。 2 针锋相对的意见 束文发表后的7年内，对于他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之事，未见任何异议。在诸多肯定意见中，包含许良英为祝贺王淦昌80寿辰所写一文的内容[6]。 但是，这种肯定认识到了1992年年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源于束的家乡江苏邗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为纪念束逝世10周年，拟出版《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一书，计划将上述束文R 这意味着：束与爱因斯坦的来往并未到达熟人的程度，但并不排除束曾短期内是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 看来，刘与胡是在知道束给爱因斯坦的信情况下，是按‘acquaintance’为‘相识’去理解的。因此，他们在各自的书中避而不谈束的研究助手之事，也就易于理解了。但是，为什么不可按‘acquaintance’为‘熟人’，去理解束信呢？特别是束信在结尾处所写的“I remain”(我仍是)是与“熟人”相呼应的，作为能用英文写书的胡大年，为何又视而不见呢？ 5 许良英的第三次看法 去年7月14日，《南方周末》有许良英的一文[14]，提出了他对此事他的第三次看法[14]。他说： “一本52万字的《档案》（指刘海军的书），只字不提1979年3月9日《光明日报》署名束星北的文章‘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这是的谨慎，值得称道。但回避这篇文章，不免留下遗憾，我经过多年反复思考后认为，这是束先生经历20多年精神折磨的后遗症。1957年开始，普遍出现说真话获罪，说假话受奖的怪现象，他的心灵扭曲后，自然就产生这样的感觉：你们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假话，我就不可以？幸而这只是偶然为之，在他历次所填写的履历表上，从来不写这段‘光荣历史’。” 很显然，此时的许良英自己推翻了他13年前的看法：不是光明日报记者造假，而是束星北本人为了‘说假话受奖’而造假！ 6 肯定看法的一些论点 （1）束星北与爱因斯坦是相识的 束在1932年至1933年发表了一篇论文[15]，在结尾处感谢了剑桥大学的Eddington教授和MIT的Vall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