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李觏的经济伦理思想.docVIP

　　浅论李觏的经济伦理思想 　　[论文摘要]作为北宋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和具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李觏的思想在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他提出的调和义利的经济伦理思想，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联系到两宋时期正值理学兴起，对义的过分强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从而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李觏的经济伦理思想就显得更为可贵。他的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理财乃所谓义”的义利观和包含平土均田等内容的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伦理思想。 　　[论文关键词]李觏；经济伦理；义利观；生产伦理；分配伦理；消费伦理 　　李觏(公元1009-1059年)，字泰伯，是我国北宋中期一位具有进步倾向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亦是“庆历新政”理论上的支持者。他关心时政，处处以“康国济民为意”，有大量着作、政论问世。他把从唐代杨炎、自居易等人进步经济思想中所呈现的新趋向加以集中、扩展，并给予论证，成为我国古代社会后期第一位对经济问题作比较全面探讨的思想家，在中国经济伦理思想上起到了重要的承先启后作用。 　　关于李觏经济思想的研究，以往学界一般从经济管理、经济法制等视角进行研究，对其经济伦理思想的研究仍有很大的空间。加之如今学界倡导学科方法之间的相互借鉴，本文将借鉴经济伦理学等学科的方法，试图对李觏经济伦理思想进行全面的论述。 　　一、“理财乃所谓义”的义利观 　　从“道德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关系”这个角度来看，义利之辨理所当然成为经济伦理学范畴体系的统帅。义指道义，指人类社会活动及人际关系中应当遵循的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利指利益，即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物质利益或功利。 　　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几千年来对义理取向问题作了反复的讨论。从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的“何为日利?亦仁义而已矣”，回到董仲舒的“正其谊不应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回，重义轻利的思想一脉相承。 　　北宋之初，反传统先锋李觏在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局面下，总结和吸收了前人关于义利之辨的思想，首先公开置疑不言利(西汉中叶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主轴)的观点，提出了义利双行的义利观。 　　任何关于社会经济伦理的学说，都必须建立在人性论的基础之上，李觏的义利观是以他的《礼论》为思想基础的。李觏认为：“礼”是人的一切行动和全部生活的最高准则。从“礼”的起源和产生出发，“夫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人之始生，饥渴存乎内，寒暑交乎外。饥渴寒暑，生民之大患也。……李觏认为“礼”是顺应人们物质欲望，解决人的物质要求而产生的“节文”。他为“礼”赋予了实质的物质内容，把礼归还到实在的物质生活中去，告诉人们，人的物质欲求，不仅不是过错与恶的表现，而且是合乎礼的规定，是“礼之大本”。 　　李觏注重功利，提倡乐利，认为“饮食男女”是“人之大欲”。他指名批驳儒家“亚圣”孟轲的“何必言利”的论调，认为“人非利不生”，“欲者人之情”，把利和欲看作是违反仁、义的恶事，不许人们“言利”、“言欲”，这完全是“贼之人生，反人之情”。李觏认为，言利求欲，只要符合礼的规定，就不是贪与淫。义和利两者是可以统一的。他明确指出：“夫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此“性欲”指的是人的发自内在本性的各种欲求。礼与人的本性欲求之间是可以统一的，两者之间是可以调和的，礼是能满足人性的要求，而不是只对它加以限定。这里需要注意，李觏虽批驳孔孟等人的论调，但指出孔孟并非不求利、不言欲，他们求的是大利、争的是大欲。 　　李觏提倡利欲，讲求功利，但并未否认、排斥道义。他认为义是礼的别名，而礼是“为而节之之谓也”。因此义也具有相同的功能。他认为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应该节用，量人以为出。特别是统治者，更不能利欲过度，“与众同利则利良民。不与众同利则凶人。凶人嗜利，盗之所由兴也。”李觏反对扬雄在《法言》中所说的“人之学为道也，小人之学为利也。”并进一步指出，众人之所以多欲，是统治者剥削造成的。所以，他主张利欲不能过度，不可无节制的追求，特别是统治者，切不可贪得无厌，这样必然会因欲得祸，其宗旨在于“损上益下，与百姓偕乐”。 　　李觏基于义利双行的观点，认为传统儒家奉行的“贵义贱利”是本末倒置。他指出“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比先富其国焉。”于此提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把义利观引申到治理国家上，为后来的“庆历新政”提供了理论准备。李觏认识到社会物质财富对国家的政治礼教、人们的道德风貌起到的决定作用。要使国家富强，不是通过增加赋税，加重人民负担来实现的，而是要强本节用!如何强本，基于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他积极吸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