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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事业建设立宪方式比较研究：“民生宪法”的一个 【摘要】有关社会事业建设的宪法条款，可称为“社会宪法”或“民生宪法”，宪法从而成为公共服务根本法、“惠民根本法”。对各国民生宪法文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社会事业建设并非现代社会才存在、才提出的问题，而是近代国家所固有的一项任务。如今约有70%的国家宪法规定了社会事业建设，其规范类型分为政策性规定和权利规定，基本内容涵盖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和文化，从宪法结构上看主要分布在总则、基本权利一章或设立政策专章。绝大多数宪法对社会事业建设条款的可司法性没有明确规定，这是其效力问题被争论不休的文本根源。在宪法中规定社会事业建设，并在实践中给予其更有力的宪法保护，是各国致力于改善民生的一个重要选择。我国民生宪法的文本质量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关键是全面贯彻实施，以宪政来保障和改善民生。 【关键词】民生宪法；社会宪法；社会事业；宪法政策；社会权 城邦（国家）不仅为生活而存在，实在应该为优良的生活而存在。[1] ——亚里士多德 想象始终从属于观察被一致承认为任何健全科学思辨的首要基本条件。[2] ——孔德 引言：问题与方法 如今，宪法已与社会事业结下不解之缘。[3]现代宪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在“国家法”（即组建国家、规范政权）的基础上增添了“社会法”（即保护社会、改善民生）之属性。宪法从国家法向社会法转变，从文本上看，就是从不规定或极少规定旨在扩大公民福利的社会事业建设，向较多规定这些内容的转变。[4]宪法中有关社会事业建设的条款，被德国学者称为“社会宪法”（Sozialverfassung）。[5]鉴于社会事业之核心问题乃民生，故笔者以为亦可称之为“民生宪法”。[6]那么，各国的民生宪法之具体图景如何，我们是否能从中寻求一些规律并获得新的启发？ “一个希望受到应有的信任的理论，必须建立在有普遍意义的事实之上。”[7]正像所有科学研究的课题一样，我们还需要对宪法进行更多“经验上的研究”。[8]“少一点‘我认为’，多一点‘我发现’”，“定量化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趋势之一。……定量研究问题虽然仅属于研究方法问题，但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与国外现代社会科学的最主要差距之一。”[9]“在实证研究中，单纯依据资料的整理和分析而不必刻意追求得出结论，照样也可以在学术上作出贡献。”[10]在上述方法论的“教唆”下，笔者尝试对民生宪法开展文本实证研究，以统计数据来展现社会事业建设入宪的历史和现状，[11]为学界同仁提供研究资料；并细致梳理各国民生宪法之文本规范，以希促进我们对宪法之社会法属性、社会事业建设之立宪技术的深入体认；同时，尝试解答统计数据所直观反映之问题，将其结论以及隐藏于数据尚未被本文察觉的问题，一并求教于各位方家。 一、国家的社会事业建设任务：入宪的历史和历史地入宪 国家举办社会事业以保障民生，这对一般的史家来说，基本上是一个现代史上的章节，但事实上它早在近代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代表作中成为一个话题。例如，被视为自由主义始祖的洛克认为，受到死亡威胁的人的生存权是“迫切和优先的权利”，为此，富足有余的人应该减少其获得“充分满足”的权利，这是“根本的自然法”的要求。[12]参加了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家潘恩在其名著《人权论》中提出，救济穷人的经费“不具有施舍性质，而是一种权利”。他还提出了包括免税、救济金、教育、就业等内容在内的社会改革计划，以期保障穷人的权利。[13]法国大革命著名领导人之一罗伯斯庇尔写道：“给予贫困者以必要的帮助，是富人对于穷人的神圣义务。”[14] 显然，社会事业建设是近代政法哲学已开始考虑的问题，并且，这一考虑不仅仅停留在经典著述里，还步入了作为法律体系顶端的宪法典中。纵观历史，最早规定社会事业建设的宪法是1791年法国宪法，其第一篇《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条款》中规定了公共救助和公共教育问题。[15]1793年法国宪法的序言是罗伯斯庇尔起草的“新人权宣言”，其第21-23条分别规定了公共救助、教育和社会保障。1814年挪威宪法第一次规定了就业问题。[16]1874年瑞士宪法第一次规定了文化问题。[17]同时，瑞士宪法第27条第1、4款规定了教育，第34条详细规定了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劳动保障等内容。我们看到，尽管社会事业理论和实践体系之成熟，经历了从慈善事业渐进成为社会救济事业，再发展到积极的福利事业，并最终形成为社会事业的过程，[18]但在近代早期宪法中均已涉及到这些内容。 可见，几乎是在近代宪法诞生的同时（1971年法国宪法是欧洲大陆第一部、世界第二部成文宪法），社会事业建设就在宪法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因而我们说，社会事业建设问题、民生问题并非现代社会才存在、才提出的问题，而是近现代国家所固有的一项任务。 然而，这项任务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