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工.doc

《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in a Global Workplace》）（以下简称《女工》）一书作者潘毅博士以民族志的方法，从1995年11月至1996年6月，深入深圳流星厂生产一线，在对流星厂深入剖析的基础上，终成此作。八个月来，潘毅博士以“难得”的“打工妹”身份不断找寻打工妹身上所发生的各种不同版本的故事：去感悟打工妹们的真实生活，去倾听她们不同程度的控诉，去揣摸她们的“怪异”行为，去分享她们的日常欢欣，去捍卫打工妹本不敢捍卫、而由此欣喜有嘉的“面子”……?1963年，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的问世，标志着新劳工史学时代的到来。新劳工史学的研究特点包括这样几个方面：（1）强调历时的过程性与连续性；（2）阶级冲突和阶级意识仍然是劳工史研究内容的重点，与此同时，它进一步拓宽了对劳工们日常生活的研究，即从工人日常生活的习惯、经历透视阶级冲突与阶级意识；（3）研究方法上突破了对宏大叙事的追求，关注日常生活及相关资料，倾听底层工人自己的声音等；（4）开始关注特殊劳动群体，比如女工，因为不同群体有自己的不同的经验世界和生活世界。（佟新，2003：42－43）?《女工》一书被C. Wright Mills评审委员会评为2005年最佳书籍。该书作者潘毅博士也因此成为自从1946年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获得如此殊荣的亚洲学者。一部享有如此之高评价的学术之作，我们慎思其所要尝试解答的问题，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来说，或许都是至为关键的问题。正如作者所述，《女工》一书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在中国追求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变革时期，个体的社会地位与阶级地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混合到底对个体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将会出现怎样的新主体、新身份认同，以及新的权力－抗争关系？（潘毅，2007：10）要回答这些问题，从研究的理论起点来说，潘毅博士采用的正是如上所述的新劳工史学的理论取向。?虽然作者在《女工》一书的末尾特别强调，“这种崭新的反叛政治学绝不能被简而化之为单纯的个人行动或集体行动、非政治冲突或政治冲突，以及地方性斗争或全球性头争等”，（潘毅，2007：10）然而，通观全书，我们发现作者笔下充满着各种各样或明或暗、或隐或现的“冲突”与“抗争”。易言之，对上述问题的作答，其实也完全可以在这些“冲突”与“抗争”中找到解释。也就是说，打工妹的主体建构过程正是在这一不断冲突、不断努力化解这些冲突的过程中完成的。?资本、国家与打工妹?中国的打工妹阶级，“它从一诞生开始便遭到了结构性的压制。霸权集团对于这个打工阶级是毫不心慈手软的，它试图用各种各样的权力技术来遏制这个阶级的发展。具体来说，这些权力技术主要包括：城市化、国家机制，以及瓦解新兴打工阶级的国家－资本联盟”。（潘毅，2007：49）就这样，资本与国家签订了颇为完美的婚约，并开始了他们浪漫的甜蜜之旅。在国家、资本与打工妹这三种力量的较量中，很显然，打工妹是最为弱势的一方。国家与资本联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资本俘获了国家、也操纵了国家。国家的所为无非就是，以市场的名义、用资本的形式将其迅速合法化。在这一点上，作者对具体“田野”深圳的选择非常有象征意义。“我选择深圳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是因为这里是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初次相遇，共同联手创造和瓦解（尽管它们的合作并非总是和谐一致）中国新兴打工阶级的地方。”（潘毅，2007：59）?工厂机器与女性身体?资本的直接表现形态就是冷冰冰的工厂机器。因此，国家、资本与市场的冲突直接就可以转化为工厂机器与身体的冲突。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此处的身体可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身体，它更加“迷恋”和依赖的是女性身体。“生产机器的微观权力对平凡的身体没有兴趣；它只对特殊的身体，即女性的身体感兴趣。因为女性的身体通常被想像为更加驯服、更加忍耐，并且更加适合于工厂机器。”（潘毅，2007：23－24）研究资料表明，“深圳在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其出口加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最廉价、最驯服的女性劳动者”。（潘毅，2007：62）这就意味着，深圳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推进，是建立在工厂机器对女性身体的直接操控的基础之上。?男权社会与打工妹?如果说上述两个因素主要是指全球化这一外围因素使然的话，那么，打工妹还不得不面对其所其身处的国内环境，即中国社会总体上还是一个男权社会。90年代的打工妹之所以能够外出打工，不少是打工妹自身“积极行动”的因素起着主导作用。即主动争取家庭（具有男权象征的父亲或者丈夫）的同意、获取其支持方得以外出打工。而这一点既是打工妹所要极力抗争的，也是《女工》一书作者所极力控诉的“父权制社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一个令人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