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的未来.DOC

试论文学地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陶礼天 ［内容提要］作者自1990年代即开始关注并研究文学地理学原理和中国文学地理学课题，熟悉我国当代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术史。本文回顾了我国文学研究界关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过去，考量了此一课题（或曰学科）的研究现状和主要存在问题，由此问题意识出发，探讨了文学地理学的未来发展问题。笔者认为文学地理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门“显学”，成果众多，成就也很大，但对文学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存在严重“贫血”的状况；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思想界涌起“文化转向”（culture turn）思潮以来，发展到21世纪初的今天，文化地理学研究已经具有新的面貌，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都有很大变化，被称之为“空间转向”或“地理转向”，强调通过空间思考文化，通过文化思考空间，这是新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特点之所在。而在“地理转向”或“空间转向”的研究途径中，对于文学地理学来说，其研究的中心与重心——笔者以为就是“景观学”的研究，也就是说景观研究或者说文学的景观和文化地理的景观及其关系的研究，才是具体的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未来。 关键词：文学地理学 景观学 时间风格 空间风格 观看方式 一、小 引 从上世纪80年代迄今，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学包括古代、现代、当代乃至外国文学的研究，逐渐形成一门值得认真总结和深入探讨的“显学”，这就是文学地理学，论著甚多，成就也很大。对中国当代学界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学界已经有多篇论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综述，但考虑这些论文和论著中，对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西方文学研究界的情况、我国学界当代的研究现状和存在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都还缺乏分析和思考，故本文不揣浅识，挂一漏万——只能算是“点点滴滴”的思考而已，试图简要地回顾和检讨一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问题。抛砖引玉，以期能够使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向前推进。 二、文学地理学的理论建构与存在问题 尽管上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谈论的是文学地理学的话题，但并没有使用“文学地理学”这个名号，甚至也没有“学科意识”，也没有能够自觉地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作出探讨，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近20多年的大量论著得到一个清晰的说明：80年代，除少数使用“文学地理学”称名外，学术界大体多把“文学地理”问题及其相关研究称为文学生态学、文学地域性研究、文艺的地域学、文学与区域文化研究等，如发表重要论著者有袁行霈、严家炎、滕守尧、章培恒、王水照、曾大兴、萧云儒、李庆西、金克木、樊星等诸位先生，这个名单其实很长，这里不能赘举。自本世纪这10多年来，学术界逐步统一到“文学地理学”这个名称下，并召开了多次的专题学术研讨会，相关论著与日俱增，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如杨义、李浩、陈庆元、梅新林等诸位先生的论著，相关论著难以屈指，专著有几十种，直接、间接相关的论文逾千篇。可以说在今天，文学地理学这一“学科”的初步规范已经得以建立，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 其实，“文学地理”问题的研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传统，这是广为学界所熟知的。而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中，1949年后由于受到学术界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影响，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样，多避免讨论文学地理论题，而是把相关分析置于民族性、人民性、大众化等论域之内进行讨论，例不胜举。如李永生于1982年出版《孙犁小说论》列专章讨论孙犁小说的“民族化”特征。鲁迅《致陈烟桥》（1934年4月19日）信中说：“木刻还未大发展，所以我的意见，现在首先是在引起一般读书界的注意，看重，于是得到赏鉴，采用，就是将那条路开拓起来，……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为此。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李永生就曾引用鲁迅这一论述（很为流行）说明“艺术的世界性，取决于艺术的民族性，民族性艺术为世界、为全人类提供了本民族特有的思想感情和独特的生活习惯，反映了这一民族不同于他民族的内在精神气质、心理内容、社会发展水平和地理环境的特点，以及外在的表现形式。”从此出发来分析孙犁《荷花淀》、《风云初记》等小说的民族化表现。又，鲁迅先生所谓“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这句话，大概就是我国学术界流行的所谓“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这句话的最初版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国家，各民族在长期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我们有自己的共同的文化自信和共同理想，我们的文学艺术应该也必然有自己的中国作风、民族特色，中华文化是在汉文化为主流并吸收、包容与并存多民族文化乃至外来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自立于世界的浩浩洪流。《诗经》和《楚辞》就反映和包容进了中国文学在早期